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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割一开始，我们的生活就统统被打乱了。

我阿娘看到外面混乱的局势，她说这是犯上作乱，要翻天了。阿娘身体本来就不好，加上这么一惊吓，便提早离开了人世。

本来，阿婆每月有生活费六十块。文割一来，香港的钱就断了。儿子是资本家，住淮海路培文公寓(妇女商店楼上)，没有逃脱抄家和扫地出门的命运，被迫将她生活费一下子减到了每月十块(那时最低生活标准是每月八块)。阿婆大手大脚惯了，再说房钱和水电费每月就要五块，这十块钱她怎么够用。我父母商量后，决定给阿婆的每月十五块钱照旧，算是给她的生活费。我则和阿哥、阿妹到食堂吃饭。从那以后，阿婆就开始为了生计而带孩子。

我工作后，阿婆就不再带孩子了。我父母就以我的名义每月给阿婆二十五元生活费。在阿婆眼里，就是我和海伦在养她老了。逢年过节，阿婆带过的孩子都会带上他们的礼物来看望阿婆，看到这些成长起来的孩子，她有说不出的欢喜，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满足。

六六年暑假前，新学年的课本发下没几天，就统统被学校收了回去，说里面有封、资、修的东西。等新学年我们再拿到书的时候，发现一些课文被贴掉了。

文割初期，学校搞起了什么“停课*革命”，因为上面说老师们在教室里放毒。放毒，放什么毒？我们怎么一个也没被毒倒。

那天周老师刚进教室，两个高年级学生就跟了进来，手臂上还缠着红袖章，一副趾高气扬，得意忘形的丑样。他们在黑板前神气活现地指手划脚，周老师还没来得及阻止他们，其中的一个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很大的字：“停课闹*命”，后面还有三个感叹号。那字很蹩脚(差劲)，我敢说，我的蟹爬字也比他的强。写好后，他拍了拍手上的粉笔灰，根本无视周老师的存在，扬长而去。周老师想在黑板上写什么，但又不敢擦去那几个革命的字，稍微迟疑了一下，默不作声地走出了教室。

教室里一下子热闹起来，“停课了！” 也不知谁先叫了起来，接着一些人就跟着瞎起哄。一些同学跳上了登子，有的站在到桌子上，欢欣鼓舞，欢呼雀跃，上蹿下跳，手舞足蹈。他们终于不要读书了，开心啊，天亮了，解放了，改朝换代了。徐敏睁大了眼睛看着我：“我不会留级了，是吗？” 我不知可否地点了点头。这时，我发现她的眼泪又要出来了。

书是不要读了，但学还是要上的，那是去干革命。升旗时，雄壮的国歌不奏了，用“东方红” 代替，还要连放三段，要一动不动站那么长时间真要有点内功。我们每天到校就是听听广播、读读报纸，再就是背背“老三篇”( 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和(记念白求恩)。那天发(*主席语录)，当时称为请□□，学校里是锣鼓喧天，可发到手里一看，那封面不是红的，是白皮简装本，大概工厂来不及印。过了几天，又发了个红套子，把宝书包起来。

我们除了读读那些东西外，就是写大字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那是头等大事。我们不懂什么是修正主义、三家村，怎么批。不懂没关系，报纸广播里怎么批，我们就照葫芦画样。*字报不会写，可以抄啊。我们到淮海路，那里*字报铺天盖地。贴了揭，揭了再贴，墙壁是上是厚厚的一层。我们还到光明和比乐中学去抄，中学生的东西对我们更有用些。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抄*字报，有的人字越写越好，大量的抄写，等于多练毛笔字比划，所以提高极快，后来堪称书法家。我抄的不比人家少，而字却越写越坏，怎么会如此结果呢？我至今没搞清楚为什么(任务观点，攀比速度，胡乱应付？) 。

回到学校，我们就去领毛笔、墨汁和纸张。一篇篇超水平的*字报纷纷出笼。墙上帖满了，我们在教室里拉满绳子，大字报像衣服一样凉着，把教室打扮得玲琅满目，有点像现在的圣诞晚会的装饰。我们还比赛，看谁的大字报写的长，字写得大，反正那些东西现在随便领，以前领两支粉笔都费劲。那是一九六六年的冬天，上海碰上了特大寒流，冷得像黑龙江，但停课*革命却被我们闹得是热火朝天。

也不知是谁的规定，少先队员都成了“*小兵”，人人一杆红樱枪，要保卫主席。学校也学起了部队编制，学校是团级，年级称连，班就是一个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