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大汉王朝已经有些商品经济的萌芽了，在吕后鼓励生产的政策下。如公元前191年，诏令郡国“举民孝悌、力田者复其身”，以免除徭役为优惠措施，来鼓励农民从事生产，又“减田租，复十五税一”。

汉汉朝的农民已经能够攒够自己生存的资本了，当然前提是不能生疮害病，也不能遇到天灾人祸，毕竟这个时代的小农经济还是很脆弱的。

不过经过这么些年的修生养息，天下还是出现了一片繁荣的景象，

特别是吕后在继续重农之国策，有步骤地放宽经商政策。

刘邦统治后期，下达抑商法令，惩治不法商人，“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但打击面过大，挫伤了商人的经商积极性，亦激化了社会矛盾。

在惠帝、吕后时期，虽亦有“市井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的诏令，但朝廷还是“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解除了商人在经济上的重负及对商人的社会性歧视。

惠帝六年(公元前19年)，朝廷还“起长安西市”，使长安成为汉朝经济活动的中心，亦为长安后来成为当时的世界性大都市奠定了基础。

在高后二年(公元前16年)和六年(公元前12年)，朝廷又分别采取“行铢钱”和“行五分钱”的措施，运用国家权力对货币经济进行管理调控，对稳定币值、平衡物价和促进商品流通起到了积极作用。

所以，好多无法从事农桑之事的人，干起了贩夫走卒的行当，当然在重农的国策下，这些的地位是相当的低贱，只比奴隶好些，所以大部分人还是不愿与这些人为伍，但是架不住这人越来越来有钱啊。

有钱了就可以为所欲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抵抗住天灾人祸。

这个弓氏家里差不多就有贩夫走卒的苗头了，他们五口之家，夫妇二人上有一老，下有子女成双，一家人打理他们那十几二十亩地绰绰有余，在加上她和她女儿对女工方面特别擅长，一年能织布十几二十匹，所以他家的布自家都用不完的，每年还能卖大概十匹布。

这就很夸张了，别的和他们情况差不多的五口之家，一年也就织布十匹左右，只能说人被逼急了情况，潜力都很大，他们家最初也就几亩田，交完税后，剩不了多少，只能每年拼命的多织一两匹布，这样就能卖给那些窜村的货郎，换些钱粮。

就这么一来二去，赚了不少钱，也买了不少田，现在他家的布也不卖个那些个货郎了，每次都自家去县里卖，同时也帮村里的人卖，村里人见他家每次带去县里卖的，比货郎收的要多些钱粮，便都交给他们了，每次还给他们一些跑了费。

当然弓氏也很会做人，每次都会买些粮食送给村里的里正、游徼、啬夫。所以她每次都能拿到这些人作保的案牍。

后面代卖的布多了，便又借用了焦延寿的牛车，当然还是会给焦延寿带些生活用品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