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省里具体负责的部门接到份抄件公文后，要先在上头注明收到文书的时间和承办衙门，例如“年月日左司郎中”，再从尚书省的尚书或者侍郎到具体办事员，按照各自官衔的大从大到小再排队来签一遍自己的大名。

尚书省的各位大佬们签名完毕，具体部门的办事员就拿着这份公文，跑去向拔擢或者贬谛的当事人宣读，并在公文上写明：“告当事人某某奉被制书如右，符到奉行”，意思是说：“我已经向当事人宣告了圣旨内容，现在圣旨已经生效，他已经被拔擢或者贬谛”。

这个还不算完，最后，尚书省内负责抄写这份制书并存档的几个低阶官吏，也要签名并注明抄写、存档时间，即“主事令史，年月日下”。

如果在发圣旨的时候，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的大佬们有职位空缺，例如中书令、侍中、左仆射等宰相级别的大佬，那就由三省的官吏们在本该由这些大佬们签名的地方，规规矩矩地写上一个“阙”字。

如果这些三省的大佬们有人休假或者称病当日不在衙门之中办公，他们的下属们就得写上一个“假”字。

再如果这些三省的大佬们有人到外地出差不在官署办公，下属们就要写上“在某地”。

就陈浩从驸马贬为庶人的这道圣旨，照着上述的圣旨制作流程，恐怕没有个半日的功夫，这道圣旨是下不来的。

再加上，陈浩被贬为驸马一事，则是密不外传，只有陈浩、李明达、李治和李世民，还有宫女秋菊知晓，自然不会走正规的圣旨制作流程，而是直接由李世民亲自提笔写了一道密旨，由太子李治代为宣达，送到陈浩的手中。

更加奇特的是，我们后世人所说的“圣旨”，在唐朝根本就不叫“圣旨”，而叫做“敕旨”。

具体来说，唐朝的敕旨共分为三类，第一类叫“册书”，是写在竹简上的，很有范儿的仿古风竹简，主要用于立皇后和立太子，以及封亲王和三品以上大官。

第二类正经叫“制书”，用来行大赏罚、授大官爵、改革重大旧制度、赦免战俘什么的，写在不会生虫虫的绢黄纸上。

第三类叫“慰劳制书”，是颁发给大臣们的表扬信和奖状，也是写在绢黄纸上。

作为驸马的陈浩，他手中拿到的就是唐朝敕旨的第二类“制书”。

在辰时许，陈浩便在太子李治和晋阳公主李明达的护送下，一路从大兴宫内朝的立政殿，送到了大兴宫南面的正门承天门。

站在承天门外的陈浩，在呼吸了两口新鲜的空气后，便跟立于承天门前的李治和李明达挥手告别，此时此刻，他的手上除了有一道“制书”之外，还有两份文书。

在这两份文书当中，有一份文书不可以公开展示，另外一份文书则可以公开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