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7章那一天求月票！

“希望一切还能来得急吧！”

在火车轰鸣着朝着连云港驶去的时候，在一节普通的车厢内，一位身穿中式青袍、戴着眼睛显得文质彬彬的三十余岁的男人，有些焦切的往着车窗外。

尽管头发乱蓬蓬的他，看起来不甚显眼，可是若有几位国民党的高层人员来到这节车厢，一定能认出来，这位就是那位应宋教仁之邀，参与辛亥革命，活动于上海、武昌和南京等地，此后长居上海，后因宋教仁被刺，其自组调查团，意图调查宋教仁被刺之真相，遭日本驻上海领事勒令返国三年的北一辉。

而现在，勒令期未满，他却出现在了连云港，实际上，早在月前，他就来到了中国，一直在寻找着机会拜见淮海经略使，以谋求结束中日之间的误会，在他看来，他有这个职责和义务，只不过，因无人引见，第一次求见未能成功。

随后便一直在连云港、陇海附属地考察，可以说，相比于其它日本人，在陇海附属地考察一个月后的北一辉远比其它人更能直观的了解这个地方，了解那位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淮海经略使。

望着车窗外平原，北一辉的心下颇不是滋味，在某种程度上，他即为东洋能出现一个这样的人物，而心觉是东洋之福，可想到现在的中日冲突却又让他心忧不已，想到这个人，他的脑海中，又一次浮现出老友的信中对那个人的描述。

“今陇海沿线，犹以江北一带，仿佛以李子诚为元首之国，他方势力未侵犯，其实力可知矣。故关于重要职务，无有不征氏之意见。即在现今中国政界中，以实力不相降之袁世凯等人要之，过去李子诚对于中国之政界，表面上虽无何等之关系，然以其在经济上、地方自治上有坚固之基础，不仅大总统及现任内阁，即地方政亦无如之何也。虽甚持重自下，然在中国政界之潜势力，可谓不薄今日，“胶澳事变”更尽显其威，尽显其所掌实力，于中国而言仅次大总统，而其政治之影响，更可谓深远，于河南逢一小农，其人不知大总统袁项城为何人，然却知淮海经略使李拒洋卫国，民赞其声，政治之势几不弱大总统”

现在这位经略使借“胶澳事变”树爱国之名，其政治之声望甚至超过袁世凯，更远胜于孙文等人，照此发展下去，若是一切顺利，其甚有可能继袁世凯之后，成为中国第二位大总统，而让北一辉心忧的却是，李子诚同其它中国人不同，他自幼成长于海外，几乎未曾受到东洋文化的影响，于欧美成长，接受教育于西洋，自然于心亲近欧美诸国，而非同为东洋近邻的日本，况且他外交向来讲究“远交近攻”，有这样的人物主政中国，或许是中国之福，但绝非日本之幸。

“待胶澳战事结束，将往京城与大总统共商国事！”

思及十数日前，李子诚给袁世凯的回电，北一辉的心情更加沉重，尽管在朋友们看来，这其中隐藏着袁世凯的阴谋，但是他们却知道，阴谋也好、阳谋也罢，一但胶澳战事结束，袁世凯势必会邀请李子诚进京，到那时，谁也无法阻挡李子诚进入中央中枢。

在过去的几天之中，北一辉一直国民党的那些朋友们于书信中讨论着李子诚进入中央中枢之后的职务，部门总长一职太小，李子诚同样不会接受，这就意味着，若是袁世凯想把其调往中央，至少要给拿出一个合适的职位，其方才有可能欣然前往京城任职。

职务才是最合适的呢？

这不是北一辉所关心的，他所关注的是，一但李子诚前往中央，并能掌握权力，那么就意味着中国很有可能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期，当然这有一个前提，就是李子诚和袁世凯之间不爆发权争，否则，李袁合流是中国之幸，却必将是日本之祸！

摇着头，北一辉想甩去脑海中的思绪，对于他来说，现在这还只是值得担心的未来，而不是眼下的当务之急，作为一个日本人，他必须要考虑到日本的利益，他现在只希望能够尽快赶到连云港，无论如何，也要和李子诚见上一面，游说其放弃对岚山第二军残军的进攻。

“希望一切都还来得急吧！”

望着西垂的落日，北一辉在心下自语道，一但第二军被全歼，那意味着至少在未来十几二十年内，中日两国都不可能真正实现和解，而那样的话，他心中构建的“东洋共存”的愿望也将就此化为泡沫。

夕阳下，列车轰鸣着朝着连云港驶去

11月7日傍晚时分，一小队中央陆军第一军的官兵围着那个被他们占领的日本陆军第二军司令部地下掩体以立正姿势站着。

从后方乘车赶到海岸的徐树铮和第一军军司令部以及各旅长官，在数十名记者的照相机的闪光灯下宣读告示：

“本人所指挥的中央陆军第一军所属部队已收复了被日本皇家陆军第二军占领的山东省岚山一带全部失地自日军登陆入侵我国国境以来，我部官兵之英勇敢斗足令鬼哭神嚎。卑职深感欣慰的是，经七万将士欲血，得保我国土之全，百姓之安！”

在徐树铮发表完讲话之后，三名士兵爬上掩体，把一面国旗拴在一根十几米高的杆子上。当司号兵吹起升旗曲时，国旗升了起来。升旗仪式完毕后，没有人互相交谈。

望着这仍布满硝烟与尸体的战场，看着那面被海风吹动的国旗，在场的每一个人第一次体会到国旗是，国旗意味着国家，意味着尊严，意味着

慢慢的放下行礼的右手，平素很难表露情绪的徐树铮，用激动的言语对众人说道：

“此战必将永载史册，此战功能将成就我中央陆军百年之英名，此战亦是中国有史以来，最艰苦的一仗。”

“参与这场战役的每一个中国军人都应该为自己能够参与这样一场决定国家命运的战争而倍感自豪，从这面五色旗升起的一刻，每一个人都意识到，一个崭新的中国从此诞生了，这不仅仅是一场简单意义上的战争，更多的却是一个国家的诞生！”

在现场目睹这场简单的升旗仪式的莫理循，直接在手中的记事本上写道：

“在这里罕见的勇敢成了常见的美德，在这里，军人的行为证明了一个国家的重生！”

一个国家重生了！

几乎每一个身处此地的记者，看到眼前的这一幕时，他们都会生出这样的感觉，而与同行们的激动不同，黄远生却已经习惯了这一切，事实上，他曾亲眼见证过这个重生的过程，这次重生是以陇海为中心开始的。

拿着相机，他朝着远处走去，其实作为报社的主编，他完全不需要自己亲自上战场，可是他却不愿错过这一次战斗，在海岸上一片沙土交界的地方，他看到几个士兵，提着缴获的日本步枪，日本膏药旗在那里欢呼着，他立即拿起相机冲着他们拍下了一张照片。

从镜头，他能够清楚的看到那些士兵脸上流露的笑容是发自肺腑的，不是那种侥幸生还的笑容，而是那种发自内心的欢呼，为胜利发出的欢呼声！

望着那些面带笑容的、欢呼战斗胜利的士兵，黄远生方才真正意义上的感觉到这个国家最根本的变化，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军或是中国民众，不再是一群麻木不仁的看客，而是为了民族存亡浴血奋战的士兵。

这种变化，不正是自己所希望看到的最根本的变化吗？

谁能够否认这个国家通过这次民族战争的洗礼，在向近代民族化的道路上迈出了最具决定性的一步呢？

望着站在海滩上沉思的黄远生，莫理循走了过去。在过去的一段时，莫理循早已和黄远生这位“媒体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然，他更佩服的一点是，黄远生一边拿着李致远的投资和陇海的“广告费”，一边推行着陇海时报的“不偏、不党、不私”的办报原则。

中央政他的陇海时报骂过，地方政，他也骂过，陇海以及六合，他同样也骂过。

“就是因为拿了钱，所以才更要行驶监督之责！”

黄远生曾振振有词的解释着自己的用意。

“骂他，是关心他，是对他心存希望，如果舆论界都不去骂了，要么是这个国家没有新闻自由了，要么就是人们对这个国家绝望了，反正，如果舆论一面叫好声，那这个国家离完蛋也就不远了！可这个国家大有希望啊！所以，我们才要爱惜它、珍惜它，才要把它黑暗的一面都展现出来，这样才能进步啊！”

走到他的身边，看着若有所思的黄远生，莫理循不无感慨的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