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云港的清晨，在很多人眼中，和其它地方有着显着的不伺每天凌晨六时三十分，随着广播的响起，街道上的公共汽车站台附近便挤满了要赶往工厂或是公司去上班的职工，而街道上，成阵的自行车更是显出了这座城市的不同。

在连云港的二十余万市民之中，有六成劳动人口直接在公司名下的企业工作，另外两成又间接为公司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座城市正像他的建立一样，一切都属于公司，当然这也不是全部，在这里同样分布着数百家规模不等的投资商建立的企业，不过在连云港能数得着的企业，却大都是公司企业，这一点，至少在短期内是无法改变的。

作为亚新大药公司的经理，项松茂和其它的企业老板不同，他没有自己的代步轿车，也没有自己的包租轿车，穿着一身西装的他，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乘公共汽车，尽管亚新大药公司距离他住的地方，需要转上两路公交才能到达，但并不妨碍他每天乘公共汽车去上班。

在站台等车的时候，项松茂朝左右看去，站台附近尽是等公交车的人，穿着蓝色夹克的大都是工厂的工人，而穿着西装或是仿军装式样服装的人大都是公司职员，在这里，根本就见不到在其它城市所习惯的长袍，事实上，这或许才是连云港最大的不同。

“剪辫不易服！”

这或许是清末民初的个特点，在清末时，当时中国政权尚在满清之后，虽有人提倡剪辫，但剪辫却带着风险，毕竟满清有着“留发不留头、无辫斩首”的祖制，而辫子这自甲申年后，用“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方式，以暴力强加于民顺者生、逆者亡，辫子在成为奴役一个民族的体现的同时，又在几百年间易发易服的过程中变成了一种习惯。

而在武昌军兴之后，剪辫易服则光复民族的象征在风气开放的东南各省民众纷纷自动剪除剪辫子，而在北方各省，几乎处处受到愚民的抵制，甚至还于山东、河北等地酿成“剪辫血案”，有辫之人喊打喊杀的对象则是无辫之人。

后来虽说剪辫成为主流，可“剪辫不易服”却在国内各省成为习惯。

但是在连云港这种习惯却被强行阻断了，从公司开修陇海铁路那天起即开始向工人提供制服，慢慢的这成为连云港以及整个陇海的习惯，即便是在陇海沿线投资的非公司企业，也同样向工人提供制服，而这些制服都是仿“式”的夹克，而向文职员工提供要么是西装、要么是仿军装样式的服装。

在这种前提下，长袍马褂自然而然的在这里遭到淘汰，但更重要的一点是长袍马褂在这里不受人“待见”，尤其是不受公司待见，尽管公司没有明说但是如果两个人同时去应聘工作，一人穿西装或是仿军式服装，另一人穿长袍马褂，公司会先前者，而不是后者，据说，这同李致远有些关系，李致远不喜欢那种“奴隶色彩极浓的长袍马褂”。

对此，在外界看来或许是谣传，但是项松茂却知道这并不是谣传，在初来连云港时，穿着一身马褂的他，曾被公司中的一些朋友礼貌的提醒他，脱掉长袍马褂，只因董事长曾在公司中看到员工穿着长裤马褂时虽说当时没发表任何意见，但最后却和他人的聊天中称那些“剪辫不易服”的人，是“一群当不够奴隶的混蛋”。

初时，项松茂非常不理解，可后来朋友们解释着，那些“剪辫不易服”的人实在是可悲到极点，因为他们剪掉了头上的辫子，却没有剪掉心中的辫子，他们的剪辫只是迫于无奈，这恰是习惯为奴隶的人的可悲之处，正是骨子里的奴性让他在剪掉尾巴的时候，又保持着奴隶的衣着。

而中国欲要富强，首要之事，便是必须去除骨子里的奴性。否则中国即使富强，也不过是由异族之奴，再转沦同胞之奴。

虽说不认为自己是奴隶，但项松茂最终还是选择穿上西装，扔掉了马褂，最后甚至连家中的女眷，也依着公司发布的“汉装”期刊内的样式，扔掉了满人的旗袍。

不过对于穿样的服装，在项松茂眼中看来，无足轻重，对他来说，更重要是药厂！

在很大程度上，项松茂从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单纯的商人，和很多民族工商业者一样，项松茂出身并不高贵。1880年生于浙江宁波，少年时读私塾，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后因家道中落，14岁时就去苏州当学徒。3年后出师，因为勤恳仔细，他被老板委以账房之职。15年前，经二舅吴子琴介绍，项松茂来到上海中英大药房担任会计。在中英大药房里，他的才干很快得到总经理的赏识，被调往汉口分店担任经理。此时的项松茂已经展示出自己的商业才华，被选举为汉口商会的董事。

而上海名人黄楚九则是他一个重要的引路人。黄楚九自己琢磨出一种“艾哭补脑汁”，因为药里添加了吗啡，喝了以后很容易兴奋。黄又打着美国“艾罗博士”和“强壮民族”的招牌，这个药居然也卖得相当好。在推销“艾罗补脑汁”的过程中，黄楚九结识了精明强干的项松茂，在这位商界豪客的邀请下，项答应出任上海五洲大药房总经理一职，但条件是给予完全自主权。

项松茂经营的特点与黄楚九有些相似，都是开拓型的，敢想敢干，重视广告的宣传效应。他到任后，发动一场改革，将店内的豪华摆设变卖，充实资金周转，迁入新址，改变内部机制，设立本牌药品总发行所、门市零售部和批发销售部。一方面扩大药品进口，一方面开拓自制成药。除“人造自来血”之外，又增添了健胃补虚的“补天汁”、清血解毒的“海波药”、健脑润肠的“树皮丸”、化痰止咳的“助肺呼吸香胶”等。项松茂的改革，加上这些成药的问世，使五洲大药房的声誉大振利润也成倍增长。

五洲大药房和中法大药房一样，在上海出名之后，股东内部不断发生矛盾。也就是在这时，项松茂的朋友邀请他到连云港发展但项松茂在连云港一番考察之后，虽说连云港医院颇多，但医院内大都是外国药品，这让他痛感如果没有现代化制药工业，即便卖的自家药品再多，也不过是传统药铺而已。

最终几经权衡之后，退出五洲大药房的他选择接受公司的聘请出任“亚新大药公司”总经理而让他看重的却是亚新大药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家现代化制药企业。就在亚新制药公司刚一投产，即赶上了“胶澳事变”。

事变后，他即积极支持抗日运动，担任陇海抗日救国委员会委员，同时根据总公司的指示，一面将企业内全体职工编组成武装工人一营，自任营长，对职工进行严格训练规定职工下班后训一小时，积极备战的同时，又接受经略使公署生产军需药品的任务亲自监督生产，日夜不停赶制药品，供应前线急需。

可以说，也正是从那时起，亚新垄断了陇海的西药供应，同时借助事变后发生的抵制日货运动，将亚新西药销往全国，虽说现在亚新大药公司成立不过一年，但却早已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西药以及医用器械生产企业，而且其生产的西药、医用器械更出口至国外。

不过作为这家企业的总经理项松茂却全没有一家“大企业”总经理的派头。就像他坐公交车一样，而这正是他的作风，在他看来，与其做那种四千元一辆的汽车，倒不如用四千元买机器，多生产一些纱布。

终于转了两路汽车到了亚新大药公司之后，亚新大药公司看起来并不怎么显眼，在厂房前方一栋两层高的木制临时建筑便是亚新大药公司的总部，但亚新的心脏并不在这里，而是在厂区和办公楼之间的药物研究所，那里才是亚新的心脏所在。

站在办公室的窗边，把毛巾挂在盆架上的时候，项松茂朝着那栋四层的全封闭的药物研究所看去，那座研究所中集合着全中国最优秀的药剂师，其中不少人都留学日本、德国、英国学习过医学。

在亚新大药公司成立的近一年间，那座研究所已经根据外国技术资料研发超过六百种药物，可以说，正是研究所的技术研究支撑着这家公司成为亚洲最大的西药制造企业，而在项松茂的内心深处，他却梦想着要把这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医药生产企业。

“不知道马教授怎么样了！”

望着研究所，项松茂想起研究所的主持人马克多，那位槟城华侨，早在十五年前，他就在广州泰安大药房的罗开泰先生的资助下，赴英德两国学习医学，旅欧近十年方才学成，不过在泰安大药房的人看来，那人却是学“糊涂”了，以至于脑子中满脑学问，却不知变通、不知救人，虽说其帮助泰安大药房研制多种药口，但泰安却无意西药制造，后来由广州分公司聘请为亚新大药研究所主持人，可几天前，却因一点小伤住进了医院。

“下午去看看他吧！”

从两三天前起，马克多的声音变得低沉许多，连说话都觉得疲累，所以在面对护士的要求，他也不多争辩，伸出右手臂。

但是他还是不解，为需要进行葡萄糖与维他命的静脉注射。尽管在某种程度上，马克多知道自己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医生，在英德两国学习医学时，他更专注于医药，一是因为洋人药房的垄断，二是因中国不能生产西药，所以他才会专注医药，只可惜罗少爷并不像罗开泰先生那么有远见，根本就无意从事西药生产。若非如此，他又岂会来连云港。

看着被纱布包裹的左手，马克多的神情变得有些无奈，只不过的骑自行车摔倒了，手掌擦伤，可现在伤口却感染了。在过去的几天间，只以点滴维持体力的马克多，这时他突然感到一阵晕眩，差点站不稳脚。他披上长袍穿上拖鞋，轻轻推开病房的门。所幸，特别病房的长廊上并无人影，他看了看自己的病房离护士站约有十数米。

马克多扶着长廊墙壁，踉踉跄跄地走着。终于走到护士站，里面只有护理长与三名护士，没看见任何医生。他不发一语地走进护士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