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经过十多年的学习磨炼，朱元璋已经成长为一位杰出的战略指挥家。

但是，对于朱元璋把大明江山的统一，完全归结于自己的英明决策，却有了贪功之嫌。

由此可见，谋士刘基、陶安等人的运筹帷幄之力，将士们的流血牺牲之功，也只不过是他在嘴说说而已了。

在朱元璋的心里，臣下们的智慧功劳也已经变得越来越淡了。

从此以后，谁敢对荣膺天命的洪武皇帝朱元璋产生半点怀疑或者是腹诽，那就无异于犯作乱、自寻死路，他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洪武皇帝的独裁和残忍在刚登宝座便露出了端倪。

但此时的文臣武将们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们只看到了新皇帝励精图治的勤勉与忧虑。

朱元璋在励精图治的同时，还在不断地提高自身的修养。

朱元璋认同传统道德规范的过程，是他与知识分子交流学习传统典籍的过程。

这一认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不仅是朱元璋个人思考的需要，而且也是他做了皇帝之后，成为了社会的需要。

朱元璋身为皇帝，他认为人能够修身是一种良好秩序的开端。

朱元璋并不直接谈论自己修身的心路历程，而往往是以典范的面貌展示给他的官员们。

洪武九年，在面对新任一批省级地方官员时，朱元璋在讲话中再次大谈修身意义。他说：

“圣贤们所讲道理，无非率性修道而已，人若能终身以此为准绳，一定会受用不尽。

有人从小并不知道事物是非曲直，但是长大后仍能做到孝敬父母、关爱兄弟，这便是人与生俱来的善良天性。

如果能够循着这一道理做下去，即为率性之道。一个人做好事，而其他有志者效仿他，这便是修道之教。

推广此意，有什么好事做不成呢？你们这些地方长官只要努力做，就会永远保住官职。”

朱元璋多次对大臣们表达自己正心、诚意态度和价值观念。

他说：“君主应该谨慎看待嗜好，不受外界诱惑，如同明镜止水，正可以鉴照万物，

否则便似镜子蒙垢，水中有渣，自身昏暗不清，又如何照物？”

朱元璋始终都认为，人都有喜好，问题在于你所爱好的是什么。

譬如，国君爱贤才，则大臣中多为有才干者；国君喜欢正直的人，则左右亲近无奸佞小人，

这样国家才有希望。如果喜好失当，势必造成“正直疏、邪佞进”的局面。

如果到了这个时候要想再治理好国家那就太难了。

所以他表示君主能否正心、修身，与国家的治乱是息息相关的。

朱元璋曾对群臣坦陈己见，他说：“智力虽然足以使人取得天下，但不足以获得人心，我每次回忆起这句话，

总是通宵难以入眠。静观往事，无不如此。当初我起兵的时候，论智谋不如张士诚，论实力不如陈友谅，

但是我对他们完全以诚相待，从未使用欺诈的手腕，所以他们最终败在我的手下。

我想，人的智力总有穷尽和不及的时候，唯有至诚，别人才能真的信服你。”

有一次，朱元璋到东阁，翰林待诏朱善等人在场，朱元璋再次就人应有的品德发表了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