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生决定打电话给小梅，把玉郎的病情和期望，以及省人民医院医生的诊断都告诉她，叫她知道实情后尽快回来看看玉郎，延误了，母子就再没有机会见面了，都将遗憾终生！可是他刚拿起电话又停住了，因为他想起了小梅次给他打电话时所说的话。小梅告诉他，表舅不要她打电话给家里，怕她得知家里不好情况会影响工作情绪，不能全心全意照顾好老太太。从那以后，小梅就再没有打电话给他。说来这已经是半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玉郎的病情还没有这么严重，所以当时他也劝她不要常给家里打电话，怕因此引起表舅不高兴：人家给这么高的工资，又答应预付三十万，说是同情咱儿子的不幸遭遇，实在是要她全心全意照顾好他的老母亲，咱要理解人家的心情。可是现在情况大不同了，玉郎的病情十分严重，骨髓移植难于进行，省医院已经拒绝治疗，儿子生命垂危，奄奄一息。他不能不把玉郎的病情如实告诉他母亲知道，叫她回来见儿子最后一面。否则，对不起儿子，三年后，小梅回来，他也无法向她交代。再三考虑，他还是决定给小梅打电话。

大生拨了小梅的手机号码，可是总是打不通。第三次终于打通了，对方问：“你谁呀？”大生说：“我是大生，你是小梅吗？”“你打错了。”对方把电话挂了。怎么会打错呢？大生又审查了一遍电话号码，还是没错，于是他又拨通了电话。“你有病啊！告诉你打错了，怎么还打？”对方愤怒了。大生不敢再打。他想，明明是小梅的电话号码，怎么变成了别人的？再三考虑，只能是这样的原因：小梅半年多没有打电话，该手机号码已经被电讯局注销，又卖给了别人。

电话打不通，怎么把玉郎的病情告诉小梅，叫她回来，母子得见最后一面？看着玉郎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听着他每次醒来呼唤妈妈的声音，大生如撕心裂肺般难过，全家人焦急万分。大家反复商量，得出的办法是：既然小梅在表舅家当保姆，表舅又是小梅奶奶的娘家侄儿，就到小梅娘家向她奶奶问清楚表舅在广州的具体地址，然后发电报给他。表舅是大善人，听说玉郎病情如此严重，一定会让小梅回来看望玉郎最后一面的。

商量已定，大生刚要打发弟弟大增到小梅娘家打听此事，正好遇玉郎的姥姥、姥爷来看玉郎。说起此事，他们说，听说小梅到广州她表舅家当保姆，拿这么多的工资，他们也觉得奇怪，回家后曾问过母亲，老太太说并不知道广州有这么个有钱的侄儿，问到她家下的侄儿，她就更不知道了。又说，山里赵庄，他们也多次去过，也没有听说有这么个人在广州经商，当大老板，混得这么阔绰。所以他的具体地址很难打听到。

大生说，这位表舅是一定有的，小梅去后几天，三十万元预支款就从广州寄回来了，还亲自打电话给他，说表舅不叫她经常打电话给家里，怕影响她照顾老太太；怎么会没有此人？玉郎的爷爷奶奶说，也可能是解放初或解放前到广州经商的，平时很少回家，所以一般人都不知道。玉郎姥姥姥爷也说不清楚，只得说：“也许是这种情况。”玉郎姥爷决定，明天他亲自到赵庄去一趟，把此人在广州的情况和地址打听清楚。

第二天一早，玉郎的姥爷就到山里赵庄去了。他先找到自己的表兄表弟打听赵子丰此人，都说不知道；又向村里的老年人打听，也说不知道，没有听说过有此人。又问解放初或解放前赵庄有没有到广州经商的，他们说经商的没有听说过，只有几个青年人被国民党抓壮丁出去的，去了就没有回来，现在不知是死是活，也不知在广州或是台湾、香港别的什么地方。别的就什么情况也打听不到了。此人打听不到，到哪里打听他的地址？玉郎姥爷在赵庄打听了一整天，问了许多人，一点有用的信息也没有打听到，无功而返。

大生听说出手阔绰的表舅赵子丰竟然查无此人，不免疑虑重重，但也彻底失望了。既然小梅无法找回来看望玉郎，他只好一人尽到两人的责任，既当爸爸，又当妈妈，每天看护着玉郎，喂饭喂水，洗脸擦身。过几天还给玉郎输一次血，他尽量输自己的血，他认为他的血和儿子最接近，更有利于延长玉郎的生命。

就这样又过了一个月，玉郎终于油尽灯灭，不治而逝。全家人悲痛万分，大生更是哭得死去活来。然而人死不能复生，大生含着眼泪在自家的承包土地为玉郎选择了一棺墓地把儿子埋葬了，一同埋葬的还有玉郎的玩具、书包和课本，他希望儿子到了那边是个健康活泼的孩子，依旧有玩具玩，依旧可以读书学。为了寄托哀思，他在玉郎墓前立了一方石碑，书：“爱子玉郎之墓，父王大生、母郑小梅哀立，某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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