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双城记》

1998年的宁城，夏。

时任市公安局副队长的蒋宏伟在接到目击者的电话时，窗外正下着瓢泼大雨。

“就在杨家村村岙那儿……附近，附近有个小卖部……现场没看见小孩儿，但我看见一个约摸五十岁的女人给了那人钱了，厚厚的一整沓……而且那人看着挺像报纸上登着的那个……”

电话那头似乎是信号不好，因而蒋宏伟听得断断续续的。

但是这并不妨碍蒋宏伟在自动地过滤掉那嘶嘶的电流声和雨水砸在窗户上发出的噼里啪啦声，唰唰地记下对方所说的有用信息。

“蒋队，咱真去啊？”最近刚调来宁城公安局的一个实习新人问。

那人似有不满地说：“对方就一路过那村子的大学生能知道什么啊。指不定是村子里的那俩人认识，在借钱还钱的情况。更何况这会儿外头雨大的要命，就算那拐卖犯真要出手也不至于选这么个时候……”

只是那位新人在看清蒋宏伟脸上的竖着两道鹰眉的怒色之后就自动地噤声了。

他像个胆小的鹌鹑似的立马改口，匆匆地说他这会儿就去调车。

杨家村离宁城市公安局挺远的。

一个在城东，一个在城西边郊，以至于蒋宏伟他们足足开了一个半钟头才到。

蒋宏伟领着人下车的时候，那个衣衫单薄的大学生还在小卖部附近的公共电话亭里哆哆嗦嗦地等他们。

对方在眼看着他们走近了之后才松了一口气，绘声绘色地给他们又讲了一遍情况。

“我是来这附近做期末调研的，刚巧想找个地方避雨，就看见了那人和一个看起来大概五十岁的女的在那个拐角处交头。”

那人说着，给蒋宏伟他们指了个方位。

视线所及，是一个已然爬了不少青苔的石板房。

“然后我就看见那个女人从一个黑色袋子里掏出来厚厚一沓钱，那人粗略点了一下就之后就塞进了背包里。”

“是一个土黄色的登山包，不过看起来挺旧的。”那人说。

蒋宏伟沉着嗓子“嗯”了一声，抬眼问他：“你没先跟镇上的公安局联系？”

“当然联系了。”那人忙不迭地接话，嘟嘟囔囔道，“就是不知道他们是搞包庇还是别的什么，这么大的雨，居然让我这会儿去镇上做笔录……且不说我是一个外地人知不知道警局在哪儿，光是等我淋到那儿，那位估计都早就跑没影了。”

跟在蒋宏伟身边的新人暗自腹诽，心说难道现在拐卖犯没跑吗？

一个半钟，假使对方有车的话，这会儿大概都已经驶离城际高速了。他如是想着。

只是蒋宏伟不说话，他也不敢开口。

蒋宏伟最终也只是回答了一句“知道了”。

他思忖着就这个倾盆大雨的情况，要一下子找到那个罪犯也够呛。

如果他眼前的这个青年说的情况属实的话，那么还是得从那个买家身上下手。

于是蒋宏伟冲着那个见义勇为，敢于举报的年轻人道：“麻烦你跟着我们指认一下那位妇女，事后我们会把你送回你的暂时住所的。”

那位摆摆手，没怎么迟疑地点头了。

“我就猜你们要问，所以还特意记了一下那个女的是往哪个方向走的。就一直往前，走到底了然后再左拐，再然后就不知道了。”

他说，“不过我目测她大概就一米五多点儿，穿着一件花衬衫，一条黑色水裤，一双绣了花的鞋，理着个齐耳短发，头发中间还掺着白头发……”

蒋宏伟照着对方的说辞和村上的人打听了。

说来也奇怪，围在村口的小卖部里打麻将的人第一反应不是让他描述地再仔细一点，而是颇为警觉地问他打听这个干什么。

在蒋宏伟亮出了警官证之后，原本还饶有兴致地在看打麻将的人那帮子人便作鸟兽散地走了大半。

就连原本坐在桌上，眼看着就快要赢牌了的人也借口忽然想起来家里还有事而脚底抹油地溜走了。

一转眼，那张桌子上就剩下了被蒋宏伟按着肩膀的那位。

那位支支吾吾地踌躇了一会儿，期间往小卖部老板那儿飞了不知道多少个眼神。

他在终于意识到没人会来解救他的时候才慢吞吞地开口道：“就，我们这个村穿成这样的中年妇女也挺多的，光凭警官你一个描述，我哪能知道是谁。”

蒋宏伟对此沉下声音，一字一句道：“现在的情况是有目击证人说这位女士在两个小时以前，就在这附近，疑似和警方通缉的一个拐卖犯进行了交易。”

蒋宏伟搭在那人肩膀上的手不动声色地用了点力，继续说：“假使这件事属实的话，她就是触犯了法律的。而你们这些人知而不言的行为则将被视为包庇。况且你们这看上去大小也能算是个聚众赌博了，少则罚款，多则逮进去关三五个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