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日，刘宏不断收到朝臣关于灾异事件的奏疏。

对于灾异流言，刘宏一开始没怎么当回事，因为今年前后出现了好多次日食和地震，再加上他这个天子重病数月不起，有些谣言也很正常。

本以为随着他病愈且上朝理政之后，灾异谣言就会慢慢消减的，谁知现在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灾异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除了从地方郡县传来的确实的地震消息外，其他都是一些明显穿凿附会的谣言。

其中尤以发生在皇宫中的灾异传言为甚，除了先前的母鸡变公鸡、天降黑龙之外，现在又有某宫殿内出现彩虹、白衣剑士入宫、宫墙上凭空出现人影歌舞等等新流言。

不少谣言对后宫和天子都有着有意无意的影射，这就不正常了，刘宏不能不怀疑有人在搞鬼。

可是刘宏有怀疑也没用，因为相信的人多得很，看看朝臣们的奏疏就知道了。

朝臣们都认为皇宫中出现那么多灾异，是与天子宠信奸佞、后宫涉政有关，所以他们个个劝刘宏整顿后宫、惩治宦官，然后向上天拜祭祈福。

刘宏简直哭笑不得，可还不能驳斥和解释。

他既不能讲解日食、地震、瘟疫、洪水之类发生的科学道理，又不能说谣言是人为的揣测。

因为这个时代的人，笃信的是所谓的天人感应，相信“空穴来风必然有因”。

真信还是假信且不管，用“天人感应”去套就对了。

所以只要出现什么灾异传言，不论朝臣还是百姓，个个都和周公解梦一般，立马化身为影射小能手。

面对这种情况，刘宏有再多的智慧和科学理论也无济于事。

因为天人感应在此时的大汉朝就属于政治正确，甚至是东汉的立国之本。

由于东汉的创立者光武帝刘秀曾以符瑞图谶（）起兵，进而得到天下，于是他崇信谶纬。

儒家谶纬之学遂成为东汉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至于朝廷用人施政、各种重大决策，都要依谶纬、卜算来决定。

后来的汉章帝更过分，他召集群臣及经学大儒在白虎观开会，以西汉大儒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学说为理论基础，结合今文经学和谶纬神学，三者合一，形成了一整套神学体系，并将之整理成文，谓之“白虎通义”。

自此之后，神学经学化，经学神学化，甚至神学凌驾于经学之上，成为大汉朝的政治纲领。

汉武帝和光武帝宣扬“皇权天授”的思想，是出于巩固皇权和维护统治的需要。

这在他们当时的确起到了正面作用，可是却坑了他们的后辈。

随着古文经学的发展和渐渐成熟，人们逐渐发现了今文经学的很多错漏之处，以及牵强附会之语，与此相应的，白虎通义也渐渐变得不可靠起来。

而以此为根基的大汉皇权也必然受到影响。

再者，“天人感应”是把双刃剑，一方面赋予了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另一方面却又给皇帝套上了一条无形的锁链。

尤其是在天灾不断的时候，天灾用神学来解释，必然映射到朝政，而朝政的根本就是皇权。

一旦皇权因灾异而屡屡受到质疑，其统御力与权威性必然会降低。

自汉武帝之后，随着儒家在朝堂地位的巩固，“天人感应”学说影响越来越深。

从汉宣帝到汉桓帝，因为灾异事件而不断让皇帝颁布罪己诏。

区区两百多年时间，汉朝皇帝的罪己诏竟然累计达到了五十八次之多，相当于平均每三四年，皇帝就要发一道罪己诏，向天下臣民认罪，承认自己的过失，为灾异事件负责。

说起来，罪己诏是汉朝初期发明的玩意儿。

第一个颁布罪己诏的皇帝是汉文帝，当时国家连续几年发生灾祸，粮食歉收，很多百姓成为了流民。

为了避免引起动荡，汉文帝决定写下检讨的诏书，诏书中对天下百姓说，如今这种局面是我这个皇帝的过失，没有将国家治理好，让百姓受苦了。

高高在上的皇帝以诏书的形式自承己过，这简直是开天辟地头一遭。

由此天下臣民全都被感动了，一致认为汉文帝是一个为国为民的好皇帝，于是全都积极配合朝廷，共度难关。

九十年之后，汉文帝的孙子汉武帝也来了这一招。

汉武帝一生丰功伟绩不胜枚举，尤其在武功方面更是卓绝千古，可也因此几乎耗尽了国家资源，使得民力枯竭，百姓困顿；

而且进入晚年的汉武帝过于刚愎自用，开始追求神仙之术，因此而引发了震动内宫外朝，波及数十万人的“巫蛊之祸”。

好在后来他能幡然醒悟，敢于直面自己的过失，在轮台颁发罪己诏，检讨己过，还检讨得非常深刻；

之后他重拾汉初的息兵养民、轻徭薄赋的国策，为后来的孝宣中兴奠定了基础，也算是善始善终了。

可以说，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对稳定当时的国家局面同样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然而，也正因为汉文帝和汉武帝的罪己诏都卓有成效，罪己诏也就被后世皇帝们当成了救世良方。

几乎每朝每代的皇帝都有颁布罪己诏的举动，好似当皇帝的不发个罪己诏，就显得不够谦虚爱民一样。

可是这罪己诏真那么有用吗？

作为后来者的刘宏是不会这么认为的，如果罪己诏真有那么好的效果，后世的崇祯皇帝就不会在发了六次罪己诏之后，还落得个自挂东南枝、身死国灭的下场了。

那为何罪己诏时灵时不灵呢？

刘宏觉得，主要有三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