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后，我还是一心一意地接送悦宝上下学、烧饭、做家务。

那会儿，周扬在私人公司打工，制度严，事情多，挣份辛苦钱。一周只休一天，上下班都得打卡，请假或者迟到、早退都要扣工资。家里的事，不能指望他。

平时悦宝上学，周扬上班，没有时间，大家各忙各地。但周末或者节假日的时候。我们一家人紧紧抓住一天的休息时间或者仅有的假日，带着悦宝外出游玩。记得2003年非典刚刚结束的五一假期。我们带着悦悦去了南京游玩。那是带悦悦第一次去南京。

5月份天气不冷不热，刚好适合外出游玩，夜里还是很凉的。

清晨不到4点，我和周扬就悄悄起床，洗漱完，收拾好东西。又到房间，轻轻地叫醒悦悦。这会儿悦悦正睡得香，不忍叫醒她，可又想带她出去玩。

我轻轻地摸着悦悦的头，轻轻地对着悦宝的耳朵，小声地说：“悦宝，该起床啦。我们今天去南京玩，坐火车去。一会儿火车快到啦。想不想去南京玩呀？”

悦悦先用手揉揉双睛，接着睁开睡惺惺的眼睛，看到爸妈都穿戴整齐好了。立即从床上坐起来，说：“想去！”

女儿就喜爱游玩，要说去哪里玩，那她特别高兴，也不怕累。头一天晚饭时，我和周扬商量着带她去南京玩，她在身旁听到，兴奋地问：“妈妈，明天真的去南京玩么？”我说：“当然是真的呀。以后，爸妈还会带你去很多地方玩儿。”

我赶紧拿来悦悦今天要穿的衣服，毛衣、裤子一一放到床上，叮嘱悦悦：“赶快把衣服穿上，别感冒了。”

平时感冒是没有多大关系的，特殊时期，感冒的话，哪儿也去不了，说不定还要隔离。

非典严重时期，学校停课2周，所有的旅游景点和娱乐场所全部关闭。如果发热、咳嗽的话，很有可能会被隔离。

年后，非典一直持续到4月底，才慢慢转好。好多景区，也是才恢复营业的。

悦宝起床洗漱好，我们背着旅游包就出发了。

这会儿，天还没有大亮。到街上打了的去火车站。

4点26分的火车，我们到车站，才4点零几分。

到了车站，周扬到窗口买票，我和悦悦坐椅子上等。

那时候买票不需要身份证。但买票都只有通过车站窗口买。所以无论去哪儿，都得排队购票。不像现在，凭身份证实名制可以网上购票，然后再到车站自助取票机上取票。有高铁就更方便了，网上凭身份证实名制购了票，直接刷身份证进站即可。后来发展到，景区门票也同样操作。真是时代越发展，人们越方便。

周扬买好票回来坐了好一会儿，火车才到站。

只有2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选择的是硬坐。

也许是夜里，车上人不多，也或许是非典影响的原因，出行的人稀少。

空荡荡的车厢，更显得冷清。

我们一家三口，没有凭票对号入座。而是找一个靠窗户的两边都没有人的座位坐下。

一路上，我们睡意朦胧地一会儿趴在小方桌上睡，一会儿头靠在窗户边上迷糊着。

早上，7点19分到了南京。

快到车站时，悦悦睡意全无，两眼炯炯有神地盯着车窗外的南京。

虽然已是五月天，但清晨还是很冷，我们裹紧衣服。一下车。我就对周扬商量说：“没想到天这么冷。我们得赶紧找家早餐店，去吃早点。吃了会暖和些。不能冻着悦悦。”

周扬说：“是冷。去吃早点喽。”说着，牵着悦悦小跑起来，我也跟着他们父女俩小跑着。

在车站，我就找到一家早餐店，在那儿美美地吃了早餐。早餐一下肚，身上马上就暖和起来。

吃完早餐，我们开始慢悠悠地开启一天的旅程。

对于南京，我和悦悦一样，都是第一次来。周扬可不一样。听他说，上大学时，和同学一起到南京玩过，对南京比较熟悉。所以这一次南京之行，周扬当仁不让地就充当了向导，一切听他安排。

周扬带着我们去了中山陵、夫子庙、阅江楼，还特地带悦悦到南京动物园去玩了。

每到一个景点，我们都拍照留影。父女俩特爱臭美，喜爱照相。当时，我们自已带了个胶卷相机。

那年悦悦不到十岁，年龄小，容易感冒。怕她冷，我让她穿了件黄色的、厚的，我自己织的毛衣，下面搭配一条粉色带黑英文字母的喇叭形牛仔裤，脚上穿着白色的运动鞋，头上梳着马尾辫，脸上架一副大红色的儿童太阳镜。悦宝整个看起来，就像春天里盛开的小花朵，鲜艳无比，阳光灿烂，青春活泼。一路上，她都蹦蹦跳跳。在每个景点，都摆着各种姿势，照了很多相：有的偏着脑袋，两手托着腮；有的蹲在孔雀旁边，手里拿着食正喂孔雀；有的一手抱着大树，一手伸展开来，斜着身子做个舞姿；有的站在茅草屋檐下，仰望天空……还有的是和周扬合影，周扬蹲下来，悦宝紧靠身旁；周扬双手别在身后，悦宝站在他前面……我给他们父女俩照了好多好多相。但我自己照得甚少，因为我不上相，所以不太愿意照相。

回家后，我把胶卷拿到照相馆，把这些照片一一冲洗出来，又用相册一一装起来。没事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就拿出相册，一起回忆回忆那次愉快的南京之旅。

周末和节假日，除了我们一家人外出游玩外，我还时常应二哥的邀约，一起去乡下看望父母。

一次周日，我和二哥又一起回到乡下父母家。中饭在大哥家吃的，大嫂烧的、我帮着打下手。

我们一大家人坐在桌子上吃中饭时，你一句、我一句地聊着我们小时候的事，说着我们家刚搬入这个村时候的事，说得都是以前的以前、好久好久的事，也都是些儿时记忆犹新的事情。这时，母亲突然搁下筷子，不吃饭了。并严肃地说，她最近吃饭时吞饭下去总感到喉部有东西卡着，还说她自己可能是得了喉癌。

饭桌上的氛围顿时转变了，轻松愉快的气氛，瞬间变得严肃紧张起来。

尽管饭桌上，我们一个劲地劝母亲说：“不会是喉癌的。也许是感冒，扁桃体发炎，喉咙那儿就会像有东西卡着难受。”

可母亲不怎么认为，反驳道：“我都这么大年纪了，受凉感冒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会不知道。当我是小娃子！”

母亲一顿发火，饭桌上，我们谁也不敢再说她是感冒了。

年龄大了，或许是想引起子女们的重视，非得说自己得了癌。这也是当代老人的通病。

这是当时我和二哥这么给母亲定义的。

回来后，一连几个晚上，我都没有睡好觉。二哥说他也一样，没有睡好。

最后，我决定请同学帮忙，请她带我们去她当年读大学的附属医院给母亲做个全面检查。这个附属医院在全省有很高的知名度。

之前，二哥就和我商量，要查就到好的医院去查，一次性查清，到底是不是喉癌。所以，不想在家门口小医院检查。

我想我欠二哥的，正好我又在家没有外出打工，那我就带母亲去检查吧。

我找到同学，同学满口答应了，说她请假一天，亲自带我们去。

可是全部都安排好了，就是检查的钱没有着落。

二哥说钱，他拿。我，只出力。

本来，我可以自己出钱，可是那时候，我们家真的没有钱，生活一个月套一个月，有时甚至还套不过来。我想去医院检查，至少要带2000元吧。

我把去医院检查的时间都安排好了，头一二两天就告诉了二哥。希望二哥尽快把给母亲检查的钱给我。

可是二哥迟迟却不给我钱。

直到去检查的那天早上，二哥依然没有把钱给我。

头一天，我就打电话给母亲，让母亲提前一天到我家来。第二天就从我家出发去医院。这样方便些。母亲接到电话后，头一天晚上来我家了。

晚上母亲来到我家后，我又打了一次电话给二哥，说：“姆妈来我家了，准备和同学一起明天去医院检查。”

他说：“好的。钱，我拿。”

我说：“好的。快点。”

第二天一大早，同学打电话给我说：“我准备好了，可以出发了。走早点，不要太迟，太迟了，怕老师下班了。”

我说：“这么早，你还没吃早饭吧？”

同学：“我吃过了。马上出去，我们在车站集合。”

我说：“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