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学只是爱好，制印才是主业。

在几次尝试努力紧跟程诺的步伐都失败后，王福庵也不禁感叹：“算学有一个意义是不变的，其真理成立了以后，无论什么时候，它都是真理。而能探寻并触碰真理之人，这世间寥寥无几，程教授恰是其中一位，实乃吾辈楷模，望尘莫及啊。”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学习数学算的上是一件苦事，此时再加上一部类域论，那可真是难上加难。

有人曾笑谈：大学里有一棵树，名字叫高数，树上挂了很多人。树底有座坟，名字叫微积分，里面埋了许多人。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王福庵能自学到高等数学模块，并且能熟练掌握，已经是非常优秀的了。

程诺在讲述的过程中，对问题也是尽可能掰开揉碎，不打击这份对算学难得的热情。

不过在介绍他的来意，并详细说明科学院和《国民杂志》的情况后，王福庵在短暂思考过后犹豫了。

“程教授，没想到你在算学之外还做了这么多，今天亲自登门拜访邀请我制印，对我来说是个荣誉，理应答应，可我斟酌了一下，还是推辞掉比较好。”

程诺不解：“刚才主客尽欢，先生为何推辞，若是钱财则大可不必，绝对丰厚。”

“程教授恐怕是误会了，我若真想制印绝对是分文不取。”王福庵摇头道：“只是我目前道行颇浅，多年来又在测绘和工程之事，制印上面再无精进，还处在转益多师阶段，视其印面章法、篆法和用刀上大都仿效秦汉古玺及明清诸家，难以胜此大任。”

看其表情不似作假，程诺在遗憾过后笑道：“无妨，今天能结交先生这位志同道合之友，也是不枉此行，制印之事先暂且不谈，等待先生觉得时机已到咱们再说。”

能在外人面前主动揭短，足以证明王福庵的为人。正如他所言，眼下制印技术确实还未成熟，要等到未来，王福庵又应清室善后委员会（故宫博物院前身）之聘，出任该会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参与《金薤留珍》印谱的钤拓。在那里目睹了大内珍藏的历代古玺珍品，这不仅让他广开眼界，也成就了他为国民政府刻制大印之举，书印艺术渐趋成熟。

等到后面，国民政府迁都南京，王福庵随印铸局南下，由于看不惯官场的腐败，学着陶渊明挂印辞官，从此自谋生路，多年苦练直至大成，尤精于细朱文多字印，同道罕与匹敌，于近代印人中，堪称翘楚。

“不过当前有一人可符合程教授的要求，而此人正居于沪市。”王福庵没有把路封死，思考了一会郑重说道。

“此人是谁？”

“正是集‘诗、书、画、印’为一身，融金石书画为一炉的吴昌硕吴老爷子。”

......

距离沪市火车站很近的一条胡同，有一处三上三下的老房子，吴昌硕老爷子正在院子里浇着花。

作为西泠印社首任社长，现年74岁的他已经是这個时代艺坛执牛耳的人物，梅岚芳、齐百石都是其学生，就连张大仟也经常上门请教，不过眼下他却愁云满面，看着院子里的花怔怔出神。

非伤春悲秋，而是睹物思人，青年时娶章恭人为夫人，可惜死于兵荒马乱之中，再婚娶了施夫人，年初又先他而去，实在是让其无法接受。此事过后他也跟着大病一场，如今刚刚痊愈，正靠着种花种草聊以慰藉。

大门敞开着，听到有人进来仍是背着身。

“堂匾二十两，斋匾八两，楹联三尺三两、四尺四两、五尺五两、六尺八两，横直整张四尺八两、五尺十二两、六尺十六两，书画一例，条幅视整张减半，琴条四两，书画一例，册页执摺扇每件二两，一为度，宽则递加。”

报起价格来那叫一个熟练，大概率是经常放在嘴边。

一旁的王福庵见怪不怪，显然是心知肚明，在沪市画家订润例的风气尤盛，一代宗师吴昌硕作为近代国内书画金石界的领袖，当时其润格自然要一览众山小。

不过这还不是终点，过了几年还要再翻上几番，一块斋匾至少要二十八块大洋。

“缶翁先生，是我王福庵，您老身体怎么样了？”王福庵主动上前搭话，帮忙扶着老人。

吴昌硕这才慢悠悠转了过来：“原来是福庵啊，你小子今天怎么有时间到我这坐坐，要我说啊，还是得把精力多花在制印上，里面的学问深着呢，你这点道行还得继续啊。”

面对这位絮絮叨叨规劝他的无须老人，王福庵连连点头：“您老说得对，今后一定要多多向您学习，之前教我的到现在还没消化完，不过今日是有更重要的事要请您出山。”

“我学画太迟，根底不深，天资也不高，仅仅做到多看、多画而已......”刚想继续教诲两句，吴昌硕突然缓过劲来：“刚刚你说今天不是为了请教学艺来的，而是有更重要的事？”

将程诺拉了过来，王福庵将此行的目的说了出来，并着重点名了这件事的重要意义。

“缶翁先生先生您知道《国民》杂志大众副刊吧，就是上阵子宣传不喝生水，饭前便后洗手的画报，当时您还特别有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