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导，我，其实在见您之前，我有很多话想和您说，但是一看到您，一下子就不知道说什么了，我，对了，您有考虑过关于篇幅的事情吗？比如说，您的电影时长都不短，您考虑过这个吗？”

陈论实在是有点把持不住，细说起来自己和杨导还有一份缘分，陈论上一世的一位老师就是杨导御用剪辑师的学生，所以说，陈论算是杨导的嫡系。

现在的杨导已经有了一些苍老，但是精气神很足，头上的白发也清晰可见。

“你这个问题，有些太年轻了，你有点紧张。我认为每一个东西、每一部电影都有其生命长度，它的生命绝非任何院线的老板或任何人可以硬性规定……所以是看什么东西，你要讲什么故事、要传述什么感觉，时长不是你首先考虑的。”

陈论和杨导相对而坐，中间的小桌子上摆放着茶水和香烟。

“您对于影像造型有什么看法吗？”

陈论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可是机会难得，陈论怕没有下次了。

“这个得去问摄影，我自己还是比较讲究的。”

陈论一时之间有些语赛，或许有时候可以长篇大论，但是现在面对这自己的前辈，甚至于对于电影的观念和表达都相似的大师，陈论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你有没有发现，社会和时代在变化？”

陈论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按道理来说自己应该是知道的，毕竟自己还有十多年的先知状态，但是杨导这么一问，不知道在问什么。

“是在变化，也是在越来越好的。”

陈论说了一句废话。

“那你看，如果这个问题出在男人与女人，或许你会更明白些。比如说社会上有什么变化，对女人来讲比较容易感觉到，男人就觉得我还是跟以前差不多……男人和男人有一份哥们儿、兄弟间的感情，不是一种跟一个女人的感情可以替换的。从小有些形象男人得去保护，不太容易戳破，女人就不同了，现在社会变化所引起的反应在女人身上比较明显……并非我对女人有特别的研究，而是从她们的角度较容易看到社会的变迁。”

？？？

陈论突然想起了，对岸的女人版本在现在好像正是时候，所以说杨导有这样的看法也很正常，但是这会他不知道该怎么往下接。

“杨导，我记下了。”

杨导看着陈论一脸欲言又止的模样，像极了自己的那些学生，想说话又不敢说的样子。于是，他先开口了。

“你要知道，我们这一群导演是有一种使命感的认知……对社会，对所有的人……我认为我没有资格告诉任何人你应该怎么样，这是一个作者良心的问题，你自己可以做决定的。”

杨得昌看着陈论，不由想到了这是戛纳。

“如果是为了得那个奖拍电影，我想会很不自然，很不自在。我们拍电影是为了大众，因为你关怀大众……我们的作品都应该是这样，因为电影是大众文化，我是其中的小角色，所以我做的态度就应该对大众负责任。

我觉得很成功的时候，也许是有一天有一个人跟我说，他看这部电影想到很多事情……我拍这部电影是想激发一些人的思想与反省，这目的达到就对了。”

陈论听着觉得羞愧难当，因为这一次他还真的就是奔着拿奖来的。

“您进入电影这一行较许多同辈的人晚，转行成为导演之前曾做过计算机工程师，也曾考虑以建筑为业，是什么原因让您选择电影？”

“我知道你是科班出身，这个问题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我的话，是觉得电影一定是最有挑战性的一件事情。我从小就喜欢画画，喜欢看漫画，喜欢看电影，喜欢玩这些学校老师不准玩的事情。小时候我很有兴趣听故事，说故事，编故事，画漫画，同校的同学都会等看我的漫画。可是长大之后就知道拍电影是很贵、很花钱的，不太可能做。到了大概念大学的时候才觉得好像有可能。不只是拍电影，做建筑师也是个很有趣的事，因为建筑是平衡科技和人性的最好的领域，我到现在还是这么想。虽然高科技一天到晚都在讲科技可以如何融入人性，可是能够做的事情还是很少。所以建筑和电影都比我当时做的工程更有趣。我做工程师差不多七年，才突然想转做电影。

那时我在西雅图做高科技业，三十岁生日的时候我突然想“我老了”，我想做点改变生活、我喜欢的事，我开始想试试看怎么做些改变。我那时候觉得拍电影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我在USC念了很短时间的电影，USC让我觉得“我没有天分”，或是说他们要学生学的东西我不是那么有兴趣，因为没兴趣，我开始觉得自己是不是选错了。我想：“我试过了。这样不行。”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回到老本行，又做了一段时间，但那仍然不是我最喜欢的事情。我想试试建筑，我那时候申请念建筑研究所，哈佛的入学申请通过了。我那时候好些朋友都是建筑师，我问他们：“要不要去念？”他们问我：“如果你念了建筑，还会不会想拍电影？”我说，“嗯，有可能。”所以我就决定试试看。后来终于有一个机会，那时候是1980年。”

“杨导很多人觉得您是岛省新浪潮的开端，您怎么看？”

杨得昌：有，也没有。有的原因是知道自己跟前一辈做电影工作的人，关系不是那么密切。电影工作在岛省几乎是一个“家庭事业”，每个人在某个方面都和每个人有点关系。可是我跟其他年轻导演并没有这样的感觉，就好像我们并不是在同一行。当然有些年轻人是在这一行，后来再出来以脱离原来那些习惯。不过我想强调的反而是港省的新电影对当时在岛省做电影的年轻人有很大的鼓励。

我们想“如果港省做得到我们也可以”。从梁普智开始，港省出来一批新的导演，包括许鞍华、方育平，还有谭家明。以前主流的港省片都是国语发音，港省新电影重新发现了地方的、日常的语言，也就是广东话，在对话、声音的设计上用了更为写实的手法。那对我们是很大的启发，觉得我们也可以做同样的事。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年轻人真的很有自信，那是我们的特点。我们这个世代到了某一个时间点，建立自信之后，自然就会想做这些事情。自信让我们试着去做一些新的事情。”

“真的很羡慕啊，岛省新电影兴起的关键，就是这群电影人之间的团队精神。”

陈论有感而发，这太珍贵了。可以卖房子去给兄弟拍电影的程度。这种团体感也可以从你们彼此在作品中互相帮忙、客串看出来。

“在《光阴的故事》获得成功之后，您立刻拍了第一部剧情长片，《海滩的一天》，这也被认为是岛省新电影第一部长片。这部电影有着新颖的叙事结构，而且在长度上也推到了当时岛省电影所能接受的极限。”

一看话题又要回到电影时长了。

杨得昌笑着说。“拍的时候我也没想到会那么长！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事情我都想要用最新的角度去尝试。不过如果说《海滩的一天》是岛省新电影第一部长片，倒也不完全。有趣的是我跟孝贤变成好朋友，就是我在剪接《海滩的一天》的时候，他当时拍《风柜来的人》，在澎湖出外景。拍完了以后我们都到同一个剪接师廖庆松那里剪接。（这一位可以说是整个岛省电影大师的孵化人，剪辑一般都是他，他也是陈论老师的老师。）

我们那时都赶档期，他赶档期上片，我赶金马奖的最后期限。廖庆松非常辛苦，每天剪完我的就要弄他的，所以那时我们常常在剪接室碰头，看互相的东西都觉得很新鲜，就变成好朋友。照这样来讲的话，《风柜来的人》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片子。许多人现在都只注意到《光阴的故事》跟《儿子的大玩偶》，不过我觉得《风柜来的人》是岛省新电影运动早期非常关键、很重要的一部片子。那时候另外有个问题蛮严重的，除了在岛省，片子要经过一些东西，会有所刁难之外，很严重的一件事是我们要去海外、参加电影节，非常难。比如说要去参加电影节，想拿到同意和许可，得经过很多不可思议的复杂东西。”

陈论深有所感，此时此刻就如同彼时彼刻。

“您拍过八部电影，剧本都是您亲自写的。您觉得写剧本对您来说是什么样的过程？”

“哈哈哈哈，这才是你这个年轻人该关心的。那永远都是个挑战。挑战就是有痛苦也有快乐。我从小就喜欢看漫画，编故事，讲故事。编剧对我而言并不是一件没有经验的事情。这也跟我对建筑的兴趣有关系。我很早就对建筑有兴趣，后来也了解设计就是用以满足一种需要，或是去创造一个功能，创造一个空间。这个道理也同样可以用在编剧上。常常有时候戏剧张力弱，就是因为有个功能没有被满足，或是编剧没有看到那个功能是必要的。张力断了之后，即使很短的事情都会让观众觉得很长。这其实跟建筑、跟设计师设计一座桥非常类似。”

“《恐怖分子》的故事结构是如何产生的？”

这才是陈论最想问的话题，聊天就是聊着聊着，知道该说什么了。

“最主要的灵感是从那个欧亚混血女孩开始。她当时就是在混，没有工作，家里也是单亲家庭。她的父亲应该是个打猴子的大兵，她母亲以前在酒廊工作，所以她的出身背景很独特。电影里我偷偷放了一点关于她的身份的线索，比如说她妈妈抽烟的时候，如果你仔细看，会看到她用的是鹰陆军配给的打火机，上面有个第一装甲部队的佩章。一开始是这个欧亚混血女孩有个朋友跟我说，她很想演戏，我们就跟她聊天，想了解她。她说她以前常被妈妈锁在家里，没地方去，就在房间里打电话开人家玩笑。她打到一个太太那里，说她是她先生的女朋友，我就想：“哇！”那真是个很爆炸性的故事。”

陈论听的如痴如醉，疯狂的在脑子里记下杨导的每一句话。

“那个灵感结构了整部电影，令我想到一件随机、不相关的行动如何可能造成一个严重的悲剧。于是这个故事的形态马上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