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发现丝绸之路的财富骤减，没有想办法疏通商路，也不拉拢当地豪族，只知道抢劫杀人。

简单粗暴，很吐蕃。

不仅普通百姓没有生命保障，豪族也经常遭到掳掠，所有汉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吐蕃军队抓走青壮汉人当奴隶，砍掉老人的手脚抛在路边，婴儿是用来杀戮取乐的。

有次1万汉人被掳掠南下。

走到一座悬崖边时，汉人自发向东方跪拜，辞别故土大唐。有人哭晕在路边，有人宁愿跳下悬崖求死。

唐文宗年间，去西域的使者路过河西，见到各地城邑如故，城中百姓也夹道哭泣：“皇帝犹念陷蕃生灵否？”

他们依然说唐语，穿唐衣。

在这样的环境中，张议潮和所有人一样，痛恨吐蕃的残暴不仁，又对大唐故国心驰神往。

张议潮联合沙州豪族和僧人，经过多年的精心准备，在公元848年发动起义光复沙州。

紧接着，张议潮派出10队使节，怀揣10份一摸一样的报告奔赴长安，只要有一队能成功，就足以让朝廷知道：

“河西人心如故。”

其中9路使节都死在路上，只有一路僧人绕道回鹘到达河套，然后在天德军节度使的护送下，从陕北抵达长安，不过已经是2年后的事情了。

派出使节不久，张议潮休整兵马，只用了一年时间就收复河西十州，再加上沙州大本营，总共收复十一州的国土。

公元849年8月，张议潮的兄长张议潭、女婿李明振等29人，捧着河西十一州的地图和户口，奔赴长安告捷。

唐宣宗专门设置归义军，并以张议潮为节度使，统帅河西十一州故地。

此后多年，张议潮带领归义军北击回鹘，南抗吐蕃，在河西走廊经营的甲兵充足、僧侣繁盛，逐渐恢复了没落多年的汉家文化。

归义军的兵锋一度抵达西州，那里是吐鲁番，曾经北庭都护府镇守的重地。

眼看着西域就要恢复，可大唐掉了链子。

在长安为质的张议潭去世后，为了让朝廷相信归义军的诚信，张议潮于867年亲自到长安任职。

没几年，大唐境内便爆发了黄巢起义，紧接着就是五代十国。

河西成为没人管的野孩子，西域更是远离中原文明的化外之地。

汉家子弟再次进入西域，已是千年之后。

土地依然是那片土地，却什么都变了。

西域的地缘板块很独特。它的本土有广袤的沙漠，不适合大规模农耕，也不适合大规模放牧，农牧经济都只能沾一点。

这样的地方不能自发形成独立的文化。

西域又处于大国博弈的交汇点。

汉朝和匈奴争锋，西域的小国是墙头草，哪国强大就向哪边倒。南北朝时期，东方没人去搭理他，于是自己形成几个大的邦国，但是突厥人强大以后，西域又成为西突厥的地盘。

唐朝崛起，就在西域设立安西和北庭都护府。

所以安西和北庭都护府处于四战之地，东北方是突厥和回鹘，东方是大唐，南方是吐蕃，西方是大食（阿拉伯）。不论哪方强大，都会进入西域参与国际博弈，而国力衰落之后也势必会退出。

首先退出的是大唐。

紧接着吐蕃衰落，也全面退出西域，回鹘汗国崩溃之后西迁，成为西域土地的新主人。

但回鹘是没什么文化的。

他不信佛不信道，也没有儒家的礼义廉耻，每天放牧烤羊吃饱就睡，精力旺盛的时候就起来打架。

可是人活着总有一点精神需求吧，听听音乐讲讲故事，对吧。

后来归义军逐渐被回鹘和西夏吞并，北宋又没有实力及时跟进，所以西域的千里佛寺消退，几百年间完成文明更替。

公元1222年，丘处机到八鲁湾觐见成吉思汗。经过的回纥城、昌八刺城、阿里马城几乎没有任何中原文明的景象。

往事越千年。

宋朝的西线边疆止步于陕西，元朝时西域为察合台汗国，明朝大部分时候都停顿在嘉峪关内。直到清朝彻底击败准噶尔，中原王朝的军队才再次见到胡杨林，乾隆皇帝取名为“新疆”，取“故土新归”之意，并派伊犁将军管辖。

进入19世纪，列强视中国为肥肉。

李鸿章主张重点防御海疆，防止英、法、美、日等国从大海而来，扰乱大清的财赋重地。

而左宗棠主张“海塞并重”，因为西边有强大的俄国，和从印度来的英国。

这就是晚清的“海防与塞防之争。”

平心而论，二人坚持的立场都有道理，大清国一点都不能少。但是李鸿章却主张放弃新疆：“咱国土太大，不要了。”

这下就把“钢铁硬汉”左宗棠惹火了，1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说不要就不要了？敢情不是李中堂家的地。

于是，左宗棠给朝廷写了一封万言书：天山南北两路粮产丰富，瓜果累累、牛羊遍野、牧马成群。煤、铁、金、银、玉石藏量极为丰富。所谓千里荒漠，实为聚宝之盆。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幸好，还有明白事理的人，一个是军机大臣文祥，另一个就是慈禧太后。不管后世给老太太什么评价，但是涉及自己利益的问题，慈禧态度还是很坚定的。

64岁的陕甘总督左宗棠，披挂上阵。

当时的新疆，早已被阿古柏割据，建立“洪福汗国。”

1868年，英国就赠送了大批军火，维多利亚女王还写了亲笔信，向阿古柏致以亲切的问候。

1872年，俄国也与“洪福汗国”签订了条约。

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很严重。在“安史之乱”以后，新疆已将近千年不与中原交流，直到乾隆时期才再次收复。

到此时也不过100多年。

如果没有左宗棠的强硬态度，新疆恐怕比外蒙古更早脱离中国，我们今天真的是“西出阳关无故人”了。

既然下定决心，那就干吧。他亲手制定了西征的战略：缓进速决。首先是钱。左宗棠预计需要800万两白银的军费，但实际到帐只有500万两。怎么办呢？他准备向外国银行借钱应急。

朝廷也还算给力。

在左宗棠借钱之后，朝廷看到左宗棠的决心，也大手笔支持。据统计，从1876—1880年，收复新疆共花费5000万两，平均每年要用1000万两，占朝廷年收入的15%。

然后是武器。左宗棠向洋人买、朝廷要，费尽心机为西征军弄来了劈山炮、来福大炮、后膛枪等装备。

英国历史学家包罗杰说：“这支军队基本近似一个欧洲强国的军队。”

中国最优秀的统帅、视死如归的军队、世界一流的装备、朝廷的大力支持，此时的阿古柏，生命已进入倒计时。

1876年3月，左宗棠离开兰州，挥师西进。

战斗过程毫无悬念，1878年1月，盘踞新疆12年的阿古柏军事集团被全歼，新疆收复。

在一路向西的行军路上，左宗棠命人随时种植杨柳树，仅甘肃就种活26万株，老部下杨昌浚为此写了一首诗：

大将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时隔整整一千年，郭昕和白发老兵，终于等来援兵。西域终于回家！

《大唐漠北的最后一次转账》的创作人员，还在豆瓣上写了一篇创作手记，其中几句话让很多人特别有感触：“我们八零九零这代人，成长于‘躲避崇高’的时代......生活在段子里插科打诨，在小品里嬉笑怒骂，诗歌与爱全是消费品......我们为一切崇高的概念而羞耻，承认一切高于本我欲望的价值都应该烟消云散。”

确实如此！我们一度不相信爱国、不相信感动、甚至感觉崇高的价值都很虚伪。

这是经济发展特定阶段的正常现象，但不会是新的价值观，当经济发展走过群魔乱舞的时代，一切都会沉淀。

那些解构和戏谑，可能不会失去市场，但崇高的价值观一定会回潮，最终和欲望达到互相平衡的状态。

到那时就不一样了。

我们看到新疆的地图，会为遗失的文明而叹息，会为安西北庭的老兵而流泪，也会为匹马戍凉州的张议潮而热血澎湃。

午夜梦回，能感受到身上的热血。

戏谑的价值观不可能承载复兴的重担，唯有白发老兵和湖湘子弟信念，才是感动历史的力量。

唯有小人物的信念，才是大国的底气。

大唐如此，中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