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圣四年，是宋朝的多事之秋，而北边的辽国和西北边的西夏国其实也并不太平。

辽道宗耶律洪基登基后，辽国先后经历了四次比较大的政治事件，一是其皇叔耶律重元阴谋纂权夺位、兵败自杀而收场；二是其懿德皇后萧观音被耶律乙辛诬告与伶人赵惟一私通，耶律洪基却又不加查实，就逼令皇后自杀，史称十香词冤案；三是其太子耶律浚被耶律乙辛诬告谋图抢位，从而惨遭囚禁并被耶律乙辛派人暗杀身亡；四是耶律乙辛图谋杀害皇孙耶律延禧，事败出逃被耶律洪基满门诛杀。这四件大事，时间跨度将近二十年，严重动摇了辽国的政治根基，辽国境内各种猜忌盛行，人人自危。而辽国刚从耶律乙辛及其党羽的图谋叛乱中走出来后，登基之初勤政有加的辽道宗耶律洪基就开始追求享乐了。他为人昏庸，忠奸莫辨，迷于酒色，而且还笃信佛教，广印佛经和建筑寺塔，劳民伤财，使得辽国社会矛盾激化，辽国境内的叛乱开始层出不穷，让辽国军队疲于拼命，也使辽国开始由强盛转向衰落。

而此时的西夏，其国内的情势几乎跟赵煦上位时的宋朝如出一撤，元祐元年即天安礼定元年(一零八六年)李秉常去世后李乾顺即位，年仅三岁，也是母党专政。其母后梁氏，梁乙埋之女，尊为太后，临朝摄政，与其舅父梁乙逋擅政。在永安元年(一零九九年)李乾顺亲政前，梁氏兄妹俩把持朝政多年，对李秉常旧时亲信和老臣，都设事陷害，打击排挤。为了缓和国内社会矛盾，效法前朝，穷兵黩武，连年进犯侵袭宋朝边境，使得宋夏间小规模的战争不断，烽火不息，借以转移国内危机。梁乙逋骄矜跋扈，好擅权，天佑民安五年1094十月，梁乙逋阴谋叛乱被大首领嵬名阿吴、仁多保忠等人杀死。梁氏统治期间，西夏政治腐败，军队也逐渐衰弱，以致于在跟宋朝的屡次争端中都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而大宋朝境内，朝堂上，却又上演了一出滑稽大戏！

绍圣四年 一零九七年六月中，即在武植被贬离京城之际，以章淳、安淳为首的新党罗织“同文馆之狱”，再度策划了一起重大的打击旧党的事件。

事件源于刘挚、吕大防做宰相时，文彦博之子文及甫正居丧，他曾被刘挚弹劾外调，这次恐怕除丧后不得回京担任京官，便致书好友邢恕，其中隐约有“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济之以粉昆，朋类错立，欲以眇躬为甘心快意之地”等语，邢恕本来都知道其意所指，但他唆使已故新党领袖蔡确之子蔡谓，上奏朝廷，以此书作为刘挚、吕大防陷害蔡卞并意图谋划废帝、倾危社稷的证据。

蔡确因“车盖亭诗案”而被以刘挚为首的旧党贬谪流放到岭南并死于其间，其儿子蔡谓也受到了牵连，为了避难，他躲到广西的一间寺庙里，一躲就是七年，直到赵煦亲政新党上台后才跑回京城，意欲复仇。受刑恕撺掇后，蔡谓费尽心机，逮住机会接近赵煦，哭诉且诬陷之。

于是，赵煦震怒，下令章惇与安惇彻查此事。章惇建议让户部尚书蔡京审理此案，并将已经被贬到岭南鼎州的刘挚抓回到同文馆。同文馆是接待高丽、青唐使节的驿馆，本非牢狱，但因为经常闲置，所以就给蔡京当作审问刘挚的场所，这也是这次案件称作“同文馆之狱”的原因。

朝廷置狱同文馆，蔡京先逮捕文及甫审问此事，文及甫都矢口否认信中并没有提及刘挚密谋废帝之事。

于是，蔡京又找来刑恕对质，刑恕惶恐，怕牵连到自己，便谎称当时的信件已然丢失，只一口咬定，刘挚确实曾与高太后谋划废帝，请蔡京一定要彻查此案。

蔡京无奈，只能对刘挚动刑，逼问刘挚说出真相。可是不管蔡京怎么严刑拷打，刘挚颇有骨气，仍坚持自己没有废帝的心思，蔡京根本问不到什么。

此案牵连多人，耗时数月，始终查无实据，向太后亲自向哲宗进言罢狱，结果文及甫得以释放；刘挚及其子孙则被流放到岭南新州并永远禁锢于岭南，不久刘挚含冤而逝；蔡京和章惇则得以封赏，此案不了了之。

但此案并没有完。一年后，即元符元年中，章惇等人在清算旧党时，再次算帐算到了刘挚的头上，诬陷刘挚与高太后身旁的宦官陈衍和张士良曾一同谋划废帝。由于刘挚已死，死无对证；陈衍贬在岭南崖州，被哲宗赵煦下令在当地处死；张士良则被蔡京捉捕，从贬所押回朝廷受审，受到严刑拷打。张士良也很有骨气，不愿背主，咬着牙不肯承认，哭喊“太皇太后不可诬，天地神祇岂可欺！”随后，他惨死于狱中。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人与人的争斗要是被烙上党争的印记，真的是很可怕，人们往往为了一己私利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人心和理智都会丧失殆尽，状若疯狗，四处咬人。

武植远离庙堂，而且也人微言轻，所以只能冷眼旁观。但他的心里，对章淳、安淳和蔡京等所谓新党人又多了几分憎恶，同时也暗暗告诫自己，在赵煦当政的这几年中千万不要跟旧党人有所接触，即使自己再怎么同情他们也不行。

他现在就像等待化茧成蝶的幼虫，只能静静蛰伏，慢慢积蓄力量，才能有朝一日厚积薄发，最终破茧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