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问，出了这么大的事故，建筑站是怎么赔偿的？王小峰摇了摇头，意思还不知道。芸姐解释说，暂时只是送来治疗，赔偿的事还没有谈。才听说摔死的那个，建筑站打算赔偿一万元；主家不同意，双方还在交涉，尸首也没有下葬，说是已经闹到乡政府了。乡政府的领导正在开会研究，还叫来派出所的警察维持秩序，生怕再闹出事情来。我说一万元是有些少了，人家好好的一青年人，又能干活，又有技术，由于他们的脚手架出了问题，一下子就摔死了，人家大人孩子怎么接受得了？说什么也得多赔偿一些，也好安抚安抚人心。芸姐叹息说，不知道乡里领导人能不能想到这一层，会怎么研究决定。

王小峰说：事情难办得很。建筑站是乡办单位，基础差，资金少，制度也不健全，职工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又没有签订合同，赔多赔少都没有依据，只在双方交涉。根据以往的经验，死主家人多势众，闹得厉害的，就多赔偿些；人丁单薄，来闹的人少，压力小的，就少赔偿些。刚才我们两家商量好了，现在只谈治疗，不谈赔偿的事，看看治疗情况再谈赔偿。我说，这样也对：如果大叔的伤治疗好了，没有什么后遗症，赔偿些抚养费也就算了；如果落下后遗症，丧失劳动能力了，那就另当别论了。王小峰说，我们也不奢望赔偿多少钱，只盼望父亲的伤早日痊愈，他能回家干活，我也好早日回学校上课，千万别像上学期，又把高考耽误了。我说，不会的，这才是上学期，高考还早着呢；再说，大叔是摔伤，不是病，度过这几天就好得快了。

这时，老人的手动了动，呻吟了几声，我刚要问候，他又睡着了。王小峰说：“叫他睡吧，醒来又疼痛得受不了。”我点点头。又坐了一会，我掏出三十元钱对王小峰说；“我下午还要上班，就先回去了，下次再来看望大叔。这点钱留给大叔买点东西吃吧。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去找我，千万别客气。”王小峰把钱塞给我说：“什么都不需要，反正治疗，招待，一切费用都是建筑站的。你要上班，就先回去吧。有事再去找你。”

芸姐把我送出来。我问：“大叔的伤到底怎么样？”她说：“我也说不清楚，他不停地叫喊，疼得很，看样子不轻！”我说疼一点倒没什么，就怕落下后遗症，以后不能下田劳动就坏事了。芸姐不无忧愁地说：“我也就怕这一点，万一他不能劳动了，只怕小峰就不能上学了，这不是要他的命吗？”

果不其然，隔了一天，芸姐又来找我，她说王小峰父亲的右腿保不住了，这几天一直高烧不退，医生说腿上的肌肉和神经已经开始坏死，要截肢。我很吃惊，说：“截了肢，不就成残废了吗？以后怎么干活？”芸姐说，没办法，医生说，不截肢，就有生命危险。

我和芸姐赶到医院，只见王小峰抱着头坐在手术室门外的长椅上。我问：“大叔的手术已经做了？”他叹了口气，点点头，却没有说话。我见他很痛苦的样子，真想劝他几句，可是又不知该说什么好——只怕这时候，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反会惹他更加痛苦伤心。我只好默默地陪着他坐等。

约莫又过了两个多小时，手术室的门终于打开了，一名护士用手术车推出王小峰的父亲来，他身上覆盖着白色的床单，右腿的下半截明显地虚掩着。此时仍处在半昏迷状态，他嘴里不停地呻吟着，说着一些听不清楚的呓语。王小峰急忙迎上来，抱住父亲，哭喊道；“爹，都是我害了你，儿子该死啊！”芸姐见王小峰悲伤，也连忙走过去，拉住他说：“现在不是哭的时候，你赶快到病房拾掇好病床，准备接应。”催着王小峰离开。于是，我和芸姐一边一个护卫着手术车推进病房，同病房的亲友看见一起过来帮助，大家七手八脚把王小峰的父亲从手术车上抬上病床。护士过来吊盐水，接上一些检测仪器，又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才离开。

王小峰的父亲轻轻呻吟着，王小峰弯着腰看守着父亲，眼睛里注满泪水，无限悲伤。芸姐围着病床这边塞塞，那边拉拉，不知所措地忙碌着。又过了一阵，老人渐渐睡着了，王小峰和芸姐的情绪才稍稍安定些。我安慰他们说：“大叔做了手术，高烧就会消退，渐渐地创口愈合，就好了。”王小峰擦干眼泪，点了点头。情况明摆着是一场悲剧，还有什么好说呢？情况太惨，我陪着看了一会便告辞离开。

半个月后，王小峰的父亲出院了，他右腋下夹着拐杖，由王小峰和他母亲搀扶着走出医院大门。我和父亲前去送行，买了一大包鸡蛋糕送给他回家吃。我们说了一些安慰的话，他们只是默默地点头，叹息，却很少说话。我和父亲一直送到汽车站，看着他们坐上汽车方回。一路上我和父亲唏嘘不已，不时议论着这个不幸的家庭，议论着王小峰的前途，议论着芸姐的婚姻，尽管我们多从好的方面设想，但还是觉得这个家庭、家人难逃悲剧下场，芸姐的命运也不会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