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可法这里没有得到确实答案，翌日开始，钱谦益等东林党人以“立贤”为名，到处游说，提议迎立桂王朱常瀛继承大统。

在东林党人为帝位人选奔走的时候，南京及其附近地方的大臣、勋贵、太监和将帅，在拥立哪一位藩王的问题上展开了一场勾心斗角的密谋和争执。

武昌，被崇祯封为宁南伯不久的左良玉，正搂着两个女郎听歌赏舞，突然站了起来，对着远处虚无的空气大骂道，“该死的闯贼、献贼！如若不是他们杀了襄王、楚王，老子现在就立一个皇帝！娘老子的气闷！”

附近人惊惧，但也渐渐习惯了，这几天，自从听闻了崇祯自尽以及南京的勾心斗角后，左大帅便经常这样抽风。

左良玉，字昆山，东昌府临清州人，最初在辽东与清军作战，后在镇压农民军的战争中，不断扩大部队，日益骄横跋扈，拥兵自重。

崇祯十六年之后，左良玉蹂躏地方，拥兵数十万观望自保，朝廷无可奈何，只能一味姑息牵就。

他连皇帝的命令都已经不听了，崇祯却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事实上在孙传庭大军覆灭后，朝廷便彻底丧失了威信。

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三位总兵隶属凤阳总督马士英统辖，加之驻扎在淮安府的山东总兵刘泽清，这四位总兵的人马是为江北四镇。

到崇祯十七年时候，大明在南方的部队大致分为三块，湖广左良玉集团的楚镇，福建郑芝龙集团的闽镇，以及江北四镇。

左良玉号称拥兵百万，但至于具体有多少人，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自从朱仙镇一战失败以后，左良玉的精锐兵力丧失大半，后来归附他的大都是一些乌合之众。左军中，各营将领通宵达旦地寻欢作乐，毫无军纪。

和左良玉一样，福建的郑芝龙也苦于境内没有藩王，只能看南京的事态进展，当然，此时的郑芝龙还没资格像宁南伯左良玉那般跋扈。

江北四镇距离南京最近，但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与刘泽清四位总兵与郑芝龙一样，都未封爵，在大明文贵武贱的情势下，他们在定策拥立问题上没有话语权。

不过，没有话语权固然是事实，但定策问题涉及到人生大富贵，哪个不动心？

广西的靖江王朱亨嘉只是太祖侄孙后代，且只是一个郡王，但就是这样的一位远支郡王，在皇帝自尽、留都正在选择继统人选的消息传到广西时候，居然也动了心。

苦于作为朱明疏支，没人提名与他，朱亨嘉整日跳脚大骂。

史可法在定策问题上的犹豫不决，让不少人滋生了不该有的野心。此时所有人都在看着这位事实上的首辅大人，但是史可法优柔寡断、左右为难。

东林党人在江南势力很大，他不得不考虑党派内的呼声，自然对拥戴福藩继统心存疑虑，但在纲常伦理面前，他又担心舍亲立疏引起更大的政治风波。

一边是《皇明祖训》，一边是东林党，在曾经的历史上，史可法两相权衡后出了第二个昏招，去浦口与马士英会面。

第一个昏招自然是没有立即选定福王为帝。

事实上崇祯一死，大明极需要有个强权政治人物凝聚力量，如果史可法当机立断，把颠沛潦倒之中的福王朱由崧接来南京继统，朱由崧必将对他刮目相看，马士英和四镇也没有可乘之机。

须知野心这东西一旦萌芽，便会迎风狂长。

在曾经的历史上，经过反复考虑，史可法带着拥桂的倾向，约凤阳总督马士英到浦口会商。

史、马密商的结果是“以亲以贤，惟桂乃可”。

所谓的会商其实是史可法提出拥立桂王，然后马士英赞同而已。因为拥立福王是最符合程序的，不需要得到谁的特意支持。

两人会面的第二天，史可法亲自写信给南京高级官员说明定策意见。

随后，南京礼部准备乘舆法物，准备前往广西迎接桂王。

但马士英由浦口回到凤阳后，突然得到报告，凤阳守备太监卢九德勾结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决定拥立福王朱由崧。

马士英大吃一惊，他屡经宦海浮沉，老于世故，眼看手下大将全部投向福藩，朱由崧要当皇帝已难阻止，如果再遵守同史可法达成的协议，自己只会被驾空、被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