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九月，正是大明制造火器的时间。

永乐朝制造火器的时间大多在三月和九月，也就是春秋两季的最后一个月。

这两个月气候适宜、不冷不热，既利于操作，也利于保证火器的质量。

同时这两个月的环境温度基本相同，范铸而成的铜火铳，可以处于温度大致相同的条件下进行自然冷却和凝固，使成品的致密坚实程度一致，具有同样的性能，有利于明军所用火铳的制式化。

择日不如撞日。

朱高煦带着朱悟净来到了兵仗局，和制造火器的主管官员交谈，旁边还围着不少匠人，他们低着头看着朱悟净在纸上画着新式火器的设计图，全部屏气凝神，生怕漏过任何细节。

明朝的火器制作已经规范化，全部按照统一规格制造，因为火器的制造往往和战争相关，永乐十二年三月，为了应付北方的战事，当月制造了至少六千件火器。

到了九月，军器局、兵仗局会稍微清闲一点。

永乐七年战事紧张，当时九月制造了约两万件火器（至少18387支）。

可以这样说，朱悟净只要画出图纸，兵仗局的工匠可以三日内制造出成品，十日内进行改良，而后加紧时间大规模制作。

相比起流着汗画图的朱悟净，以及围在一旁大气都不敢出的工匠和官员，坐在一旁的朱高煦则是拿着报纸的底稿兴致勃勃地看着。

在军营中知晓报纸的存在，朱高煦便让人找来看看，而后就被连载的《西游释厄传》所吸引，沉迷其中，无法自拔。

朱悟净在报纸上刊载的《西游记》其目的有二：

首先，将《西游记》定义为“求放心”之说，隐喻自己降服心猿、牵住意马，在半生半死之间开悟，这才会了什么阐教（科学）法门。

这种“寻心”“求放心”的说法，在明朝的知识分子中很有市场，无论是僧人的禅宗，还是日后儒家的心学，都是大明读书人喜闻乐见的学说。

至少比起鬼神之说，更令大明的读书人接受。

至于鬼神之说，那是拿去应付下层民众的，就像是古代先贤总结出的智慧，将其变作礼制，也不会解释具体的原因，而是以鬼神之说规制。

其次，是推广白话文，以及娱乐大众，提升报纸的销量。

不要以为百姓就没有娱乐需求，戏曲的诞生就是村落中的百姓聚在一起，无论识不识字都唱上两句，形成了草台班子，并不断扩散出去，最后登上大雅之堂。

朱棣还是燕王的时候，就很喜欢戏曲，在北平养了不少戏曲大家，时常带着徐妙云和三个孩子一起看戏曲，甚至还在后世留下了“知音天子”的逸闻。

认为古代人除了种地工作，努力活下去，晚上生孩子外，就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完全是小瞧古代人了。

朱悟净根据某位作家在报纸上连载武侠小说的经验，也在自己的报纸上连载《西游记》。

为何选择西游记，而不是其他。

朱悟净也有自己的考量，他在刚穿越时，就在大天界寺用西游记的第一回内容忽悠道衍，当然对方完全没有相信。

不过无所谓，只要朱悟净坚称自己梦中变成猴子，在须菩提学法，那最多只是得了癔症。

总之，有了之前的铺垫。

朱悟净首先选择了《西游记》。

另外，西游记前面的不少内容都是原创，但是后面的许多内容，早在宋元就有了原型。

具体的顺序不清楚。

但是，孙悟空大闹天宫的原型是“宋元诗话”中关于孙行者盗取西王母的衣裳，开什么金衣会，最后被二郎神镇压。

西天取经则是来自于猴行者保唐僧取经的内容。

无论是哪两种，孙悟空的形象都是一个满嘴脏话、手持利剑的书生，《西游记》则是加入大量猿的形象，改造原本顽劣不堪的形象。

总之，早在宋元、明初民间就有不少关于猴行者、齐天圣的戏曲和故事，当时的人记载，《取经诗话》虽然没有多少教化和道理，但是热闹，老百姓都很喜欢。

换言之，《西游记》在民间很有读者基础。

另外，朱悟净为了不让《西游记》出现一些神话上的漏洞，也填补了不少内容，甚至还会水上一些文字。

比如，朱悟净将须菩提写成了老君化胡为佛时的化身，后面自然不能出现“孙悟空从八卦炉出来，给老君来了一个倒栽葱”的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