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公孙度这一路上也在反思，中原的治理体制在辽东真的合适吗？或者说它是最优解吗？与其他地区粗放治理相比，中原的制度无疑是先进的，然而公孙度试图找到更加适用于辽东的方式。

凡事都要讲一个实事求是，中原一直都要面对的局面都是资源紧缺，哪怕黄巾之乱使得中原损失了近五百万人，局面仍旧是人多地少，概因损失的那批小民，在当前的社会经济活动中，根本不能算作人。

历史也将证明，谁能将那些脱离了正常经济活动的小民，重新划归为农，谁就能整合中原。曹操的军屯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一点，可惜的是，再好的制度也禁不住官僚系统的败坏，军屯发展到最后也成了军奴。

这一路上就公孙度的观察，中原官僚除了他们之前讨论的那些，还有一个重要职责，那便是对下镇压，持久的人地矛盾导致的治安问题，使得中央不得不在各州郡设置种种维稳的官职。

而在辽东呢？资源禀赋完全不一样，也没有地方势力掣肘，正是公孙度验证自己想法的好地方。

想到这里，他看向刚刚被公孙度所讲的政事即取利的说法震撼的众人，继续道：

“要论仁义，这世上最大的仁义，莫过于耕者有其田，莫过于让劳者有所获了。而儒家挂在口中的仁义，不过是上位者对下位者的施舍罢了！”

“太史公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说尽了天下事。

这朝堂政事也不例外，一个政权的运行规则不过是向治下的百姓收取合理赋税，然后税赋又被统治者用到维持军队、养活官僚、贵族消费上。”这句话，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即便这是第一次有人这么赤裸裸地将朝廷、政权，其内在的运行规律剖开来，显露在众人眼前。

他们不禁为之颔首，实在是现实比这公孙度所讲的离谱多了。

首先就是赋税收取并不合理，越穷的人收取的赋税越重，田连阡陌者，不收一文，身无立锥者，重税加身。

然后是赋税的去处，也不尽然是到了军队、官僚身上，多半还是被豪强士族瓜分。

糜竺的眉头一动，概因公孙度所讲的东西给了他不小的震撼，他的脑中思绪就像马上要突破了什么膜似的，仿佛就要触摸到另一個世界的阶段了，却总是差那么一点，这种喷嚏憋在鼻腔中的既视感，让糜竺分外难受。

“啪啪！”公孙度拍拍手掌，大声道：

“各位，抛开那些眼前的迷雾，只需要看其中的本质即可。

我等在辽东要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将税收上来，用到该用的地方上去，那便足以成为一个运转良好的政权了！”

在场的人都露出了苦笑，公孙度将政事说得太轻巧了啊，以往人生的常识提醒着众人，政事远非公孙度所讲的那么简单。

“主公所言甚是，只是，我等又该如何收上税呢？”阳仪率先提出问题道，见到众人点头，又补充道：“中原之地，税赋由税吏收取、地主豪强摊派，这其中都需要熟悉地方的地头蛇的帮助，才能够收得上税来。”

阳仪的意思很简单，中原靠着地头蛇协助收税，而他们一上任就要干掉地头蛇，那么收税的任务可就直接压在了自己头上了。面对数量众多，关系盘根错节的小农，收税绝对是一件超级艰难的事情。

阳仪其实说了一个中国历史上的痼疾，那便是小农经济的古代，面对数量众多的小农，向其收取税赋的成本是相当的高。

古代王朝的解决办法是默许基层地主、税吏向小农摊派多余的税赋，用以补充税收成本，也就是说，成本还是被转嫁给了小农。

后世公孙度总是听人诟病古代中国皇权不下乡，到了东汉了解了此时的社会才知道，皇权不想下乡吗？肯定想，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罢了，原因无它，皇权下乡的成本太高，不如与基层的地主豪强合作，共同剥削底层百姓。

在后世的经济学中，有个诺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当交易对象大到一定量的时候，交易就无法进行，因为交易成本过高。这与中国古代收税同理，当然后世的经济学那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上的，但是其中的道理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