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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连环杀人案发生在昆明晋宁县（现为晋宁区）的晋城镇。当地山青秀水，农民主要靠种菜为生。

晋城镇被南门、北门、东门、西门四个村庄环绕。2007 至 2012 之间，在南门村的一家储存蔬菜的冷库四周，男性一个接一个的失踪，大部分是十几、二十多岁的少年和青年。失踪人数有的说是 17 人，有的说是 25 人。

这种状况愈演愈烈。2011 年有至少 7 个男性失踪，而在 2012 年的前 4 个月，已有 4 人失踪。这些案件发生在光天化日下，令人匪夷所思。对于失踪的原因人们有诸多猜测：离家出走，黑砖窑拐卖，人体器官贩子绑架……

直到 2012 年 4 月，来自外地的大学生韩耀失踪，才有记者正式把这些男孩失踪案联系在一起。那篇报道仿佛捅破了最后一层窗户纸，把在村民中间流传多年的疑虑和恐惧放到了阳光下。

文章见报不到一周时间，南门村一个叫张永明的村民被捕，专案组从他家中搜出了多个塑料桶和陶罐……人们这才知道，这些失踪者其实从未「离开」他们生活的村子。

虽然七年过去了，人们依旧有许多疑问：张永明为何杀那么多人？他为何只杀男性？本案到底有没有吃人肉、卖人肉的情节？他究竟杀害了多少人？

结合十余篇新闻报道、本案的刑事判决书及其附带的民事判决书、记者对受害人家属的采访、以及曾去现场采访本案的记者提供的信息，并谈一下对未解问题的看法。

2011 年中秋节，21 岁的青年李桐从昆明回到了位于晋城镇富有村的家中过节。

富有村在晋城镇的北面，距离镇子以及紧挨镇子的南门村大约 5 公里。

李桐家境贫寒，父亲是残疾人。和当地大部分农村孩子一样，他读完初中就不再读了。由于他是家中唯一的孩子，他的母亲不让他去外省打工，所以他在昆明的理发店里找了份工作。

9 月 16 日早晨 9 点多，李桐对父母说要去晋城镇上买点菜。他当时身穿一件黑色皮夹克和一条灰蓝色牛仔裤，出门时叫了一辆三轮摩托。

当天晚些时候，李桐没有回家，李桐母亲打他手机，是关机。

家人去镇上找。最后见到李桐的人，是新浪潮网吧的老板。他说李桐 10 点多来上网，后来便离开了。李桐此后的行踪再没有找到。

在以后的一年多时间内，李桐母亲每天都会哭一场，每天都会打一次他的电话。开始是关机，后来便是无法接通了。

她无法想象一个21岁的大男孩在熟悉的家乡会出什么事。她宁可相信，可能由于自己反对儿子去外省打工，他终究还是在中秋节那天抛下父母走了。这个信念，导致她从未报过案，李桐的名字也因此从未出现在媒体公布的失踪名单上。

在李桐失踪后不久，他那耳聋的父亲在富有村小街上看到一个男人在卖鸵鸟肉。周围有几个村民买了，他也跟着买了一点。

李桐母亲后来回忆：「后来都知道了，是人肉。他把人杀死了，把人肉用辣椒泡了。

李桐消失八个月后，隔壁的南门村因为大学生韩耀失踪一事，牵扯出了连环失踪案。记者蜂拥而至，家长们举着自家孩子的照片，满脸阴云地讲述那些百思不得其解的事。

几天后，李桐母亲听说有人被抓走了。她也跑到邻村去围观，看到警察在张永明的院子里刨地、找人骨。

在那时，她的心情沉重，但还是怀有侥幸心理：自己的儿子正在外地打工，和这一切都没有关系，直到有天几个警察突然找上门，浇灭了她的希望。

警方在张永明的卧室天花板上找到一个纸盒，里面有一张李桐的身份证。

在几个月后的昆明中院的法庭上，她和丈夫第一次见到杀害儿子的凶手（和卖鸵鸟肉的男子不是同一人），也看到了检方出示的证据之一：李桐失踪当天所穿的黑色皮衣、灰蓝色牛仔裤，以及一枚戒指。

若不是外地大学生韩耀的失踪，以及他的母亲坚持不懈地寻找答案，或许这些神秘的消息还会继续下去……

韩耀是云南昭通的镇雄县人。2012 年，19 岁的他正在云南工商管理学院读书，将于 6 月毕业。4 月时，他在昆明名基岩土工程勘探有限公司实习，公司把他派到晋宁县晋城镇的工地，负责裁量和勘探地基。

2012 年 4 月 25 是韩耀在公司实习的第 13 天。早上 7 点，韩耀和同事一起从宿舍前往工地上班。

8 点半左右，公司郭经理安排他回办公区取两份资料并替一个同事取手机。

这家公司的办公区其实就是几栋挨在一起的民房，也是员工的宿舍区。从工地到办公区的步行距离大约 20 分钟，途中会经过鑫云冷库。

韩耀的手机记录显示，他在 9 时 01 分，接了一个同学打来的电话。据这个同学所说，他们聊了几句话后，由于信号不好，韩耀说晚点再打给他，但之后却再也没联系过他。这是韩耀手机上最后的活动。

当天有同事在宿舍赖床，看到韩耀回来取东西，就鼓动他不要回工地，一起去上网。韩耀回绝了，说工地的人还在等着，但他临走前把自己的身份证借给那个同事拿去上网。

9 点 10 分左右，韩耀拿了资料后就从公司后门离开，走一条小土路抄近路前往工地。

然而，到了上午 10 点，韩耀依然没有回到工地。郭经理拨打他的电话，已是关机。由于要盯着仪器，郭经理无法抽身寻找。

到中午一点左右，郭经理一行人走回办公区吃午饭，听说韩耀早上已拿了资料回工地了，顿时觉得不对劲。他让工人在附近的网吧、旅馆、树林、水塘寻找，却一无所获。

当天晚上韩母得知了儿子失踪的消息。由于韩耀在她心中是个很负责的孩子，以他的性格不会无缘无故在办事途中消失，所以她立刻有了不祥的预感。再加上韩耀曾把身份证借给同事，这更加否定了他主动出走的可能。

第二天，4 月 26 日，韩耀的母亲和姐姐赶到晋宁报案。

她们找不到人，只能反反复复走韩耀消失前走过的那条小土路。这条小路上行人和车辆稀少，左边是一人多高的土堆，右边是桉树林和垃圾堆，遮挡了视线。

韩耀的家人印制了许多照片，分头在南门村附近寻访找人。

当韩母和民警在南门村向一个老妇人打听时，老妇人却说出了一个骇人的信息——在这个路段已经失踪了好几个人了，且从未找到过。韩母十分震惊，但陪同的警察却斥之为谣言。

韩母无法说动警察把这些案件联系在一起调查，恼怒的她决定自己行动。

她跑到南门村到处打听，这才知道近年来这附近已经发生了至少五起青少年失踪案，失踪时间多在上午九点到十点之间，而失踪地点也似乎都指向了南门村的鑫云冷库周围。

就在韩耀失踪的两个月前，那里刚发生一起更为离奇的 17 岁男孩采云伟失踪案。

采云伟和李桐一样，都是隔壁富有村人，初中毕业后，也不再继续读书。由于采云伟的叔叔是鑫云冷库十三库的老板，所以采云伟到鑫云冷库上班。

2012 年 2 月 19 日上午 9 点半，采云伟泡了一包方便面吃过后，说要去后门外上厕所。那个简陋的公共厕所是 2009 年修的，位于冷库后门 20 米外的土路上。

三个鑫云冷库的员工都在这个厕所附近失踪，虽然有简陋厕所，很多员工依然跑到旁边的桉树林里去蹲大便。

只是上一趟厕所，采云伟却到了 10 点都没回来，他的叔叔打他电话，一听见是关机，立刻慌了，因为他联想起鑫云冷库已经有两个男孩失踪。他马上召集采云伟的同学、朋友去附近的山上四处寻找，下午就去报案。

其实鑫云冷库四周并不偏僻。冷库本身有几十名员工，拉运蔬菜的车辆也来来往往。它的正门前是 214 省道，从后门出来有两条岔路，左侧是一条稍宽的土路，有车和行人从此经过；而另一条则是仅能容纳一辆车通过的小路，上面就有那个公共厕所。

沿着小路上走下去会经过好几个工地，包括韩耀工作的那个。由于这条小路尽头是个鱼塘，且平时只有工地上的人才走，所以路人较少。鑫云冷库背后有一片桉树林，而韩耀的母亲推测，儿子可能是穿过那片桉树林时遭遇了什么。

可事实上这片桉树林也并不阴森，它的长宽各不足 100 平方米，中间有一处变电站。自 2000 年起，还有张氏夫妇在树林中搭房居住。据张先生所言，这附近丢孩子的事是从 2011 年起逐渐多起来，他虽然感到奇怪，但也并没有头绪。

韩耀母亲搜集到了附近孩子失踪的情况。和以往那些丢失孩子的父母做法不同的是，她这次没有把资料交给当地派出所，而是交给了报社。

2012 年 5 月 3 日，也是在韩耀失踪一周后，《云南信息报》独家首发一篇文章《小青年离奇走丢 牵出连环失踪案》，把 19 岁的韩耀，和在同一地点附近失踪的 12 岁的李汉雄、16 岁的谢海俊和陈涛、17 岁的采云伟联系起来，称为「连环失踪案」。

家属们自己制作了这张寻人启事，四处张贴，这篇报道最重要的作用之一是推倒了信息的壁垒。

许多受害人家庭看到报道，才知道原来人口不过几万的晋城镇，竟然还有那么多和自家情况相似的失踪案。他们纷纷站出来向记者诉说自己家庭的遭遇。

这份失踪名单也越来越长……

根据媒体搜集到的信息，从 2005 年至 2012 年之间，晋城镇地区至少有 17 个男性失踪。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像李桐那样家属从没报过案的，和一些虽在警方那里有记录但从未向媒体曝光的失踪者。

根据法院最后的认定，只在 2011 年，就有 8 名男孩遇害，1 名侥幸逃脱。

2011 年夏天，正在老家宣威市双河乡读初二的胡兴越到鑫云冷库找在这里上班的父亲，同时也帮忙在三号库发辣椒。8 月 7 日，15 岁的胡兴越起床后在宿舍看电视，可到了吃饭的时候，人突然不见了。他父亲赶快在冷库四处寻找，却找不到人。他调出冷库厂内的监控视频，发现在当天 11 点半，儿子走出冷库后门走向公共厕所，此后不知所踪。

一个多月后（9 月 30 日），16 岁的本村男孩陈涛在鑫云冷库后面的土路上失踪。他初中毕业后就不读书了，在家务农，朋友都称赞他性格好，喜欢帮助别人。在 9 点多时，陈涛的二妈看见他在那条并不冷清的土路上玩耍。到了 9 点半，陈涛不知为何连续打电话给二妈和女友，但她们当时都未接到电话。十点多，二妈看到未接电话拨回去，陈涛的手机已经关机。

这些蹊跷的失踪大多发生在一片沿着 214 省道长约 2 公里，宽约 0.5 公里的长方形区域内，储存蔬菜的多个冷库区就位于这个区域内的省道两侧。

最开始大家还在猜测这些男孩最有可能是被拐卖到黑砖窑去干苦力了。这样的事确实发生过。2012 年 4 月 7 日晚上 6 点半，一名当地青年雷玉生在大街上被人拖进一辆面包车，后被关在黑砖窑强迫劳动 18 天，于 4 月 25 日逃离黑砖窑。

虽然雷玉生被劫持的地点和这些失踪案不符，但对于许多家长来说，他们更愿意相信这种可能性——因为，这意味着孩子很可能还活着。

在晋城镇附近有 30 多家砖窑厂。许多受害人的父母只要一有空就去附近砖厂一家家找人。谢海俊的父亲为了找儿子，从澄江、江川、玉溪到富民、宜良，找了将近 100 家砖厂。

从 2007 年开始，失踪者家属都曾去晋城派出所报案，但派出所接待人员只是回答「我们会查的」，便没有了下文。只有采云伟的家属提供了警方出具的报案回执单，其他的家属均被告知「不需要回执单」。

后来案子破了，晋城派出所所长被免职。

2012 年 5 月 3 日《云南信息报》的首篇报道见报后，新华网、搜狐网、法制网、《都市时报》、中国新闻网等转载 60 余次，让此事件正式进入公众视野。其他媒体纷纷跟进报道。

5 月 3 日当天晚上，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就与晋宁县公安局联合成立了 「晋城失踪人员专案组」 。

在《云南信息报》的报道出炉那几天下午，当地一个叫张永明的中年村民和往常一样，在古滇文化公园的凉亭里和人下象棋。

某天下午，一个姓蒋的村民在一旁看热闹。因为家人工作的原因，蒋认识当地一些警察。那天他发现围观的人群中竟有几个便衣警察。

蒋还发现，当时正在下棋的张永明脸色看上去不太对劲。

2012 年 5 月 7 日，当那天出炉的报道还在纷纷猜测是不是黑砖窑，并推测团伙作案时，警方其实已经带走了张永明。

两天后，昆明市公安局发布案件调查情况的通告，确认失踪人员韩耀被害，犯罪嫌疑人张永明被刑拘。

张永明于 1955 年 8 月 16 日出生在晋宁县，2012 年被刑拘时 56 岁。他身高约 1 米 75，在当地属于高个，但十分消瘦。

他从未结婚，独自居住在南门大村 225 号。这是他父母遗留下来的老宅，距离那片长方形失踪地带的直线距离约一公里多。

张永明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上面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

张永明一家人的亲情十分淡漠。大哥到呈贡去做上门女婿后一走了之，大姐嫁出去后也不再回来探望。二哥虽然住在村子附近，但由于母亲经常打骂他的妻子，他也不再和母亲往来。多年前，二哥去世，张永明并未上门吊唁。

更让村民们忌惮的是，这一家人有暴力史。村民们纷纷传言，张永明的爷爷和母亲都曾在解放前杀过人。他的母亲是在喝酒时杀了一个卖酒的老板。但这些信息未得到确认。

张永明的二哥在 1980 年代也曾杀过人。因为在菜市场上与邻居发生口角，他当年用锄头把邻居的头几乎斩断，尽管，他的遗孀在 2012 年对记者称：那只是一次「打架」。

张永明杀第一个人，其实比他的二哥更早。1974 年，他就曾杀人未遂。

张永明有个小学同学叫陆士荣（化名），是他为数不多的朋友。

1974 年 12 月底的一个晚上，19 岁的张永明和陆士荣结伴到外面玩，回来时已经很晚了，张永明邀请陆士荣到自己家过夜。当晚两人一起睡在张永明的床上，一人各睡一头，而张永明的父母则睡在房间的另一张床上。

凌晨时，陆士荣因剧痛惊醒。他睁开眼睛，发现张永明正拿刀连续砍击自己的头部和颈部。张永明父母几乎同时被吵醒，他们夺下了张永明手中的刀。

陆士荣的脖子、脸、额头、手上共有 8 处刀伤，虽然捡回一条命，但也留下一辈子的疤痕。

38 年后，陆士荣依然想不明白张永明为什么这么做。 「睡觉前我们有说有笑的，以前也从来没有争吵过。」

张永明被捕后，辩称自己当时只是在梦游，什么都不知道。当时文革尚未结束，村里开了批斗大会，张永明被判劳教半年。

四年后，张永明就真的杀了一个人。

1979 年冬天，24 岁的张永明和 16 岁的杨树荣都在盘龙寺附近的一处砖窑厂里烧瓦，平日里两人的关系比较亲近。

12 月 19 日，杨树荣帮生产队卖米，收到了 18 元卖米钱。但当天他消失了，就和 30 年后失踪的那些男孩一样。

杨树荣的父亲十分着急，去派出所报了案。生产队发动村民到处寻找。

不到半个月，人们在附近河边的一处洞穴中发现杨树荣的尸体。他的整个身子蜷缩着，衣服和鞋子被脱光，手脚被折断。杨树荣的父亲还记得，发现儿子尸体时，几只乌鸦在洞穴的上空盘旋哀号。

很快，逃窜至邻近澄江县的张永明被抓捕归案。据张永明交待，他把杨树荣骗到自己家中勒死，把杨树荣的衣物用自己母亲的头巾包起来留在家中，用平板车把尸体推到村外丢弃。

1980 年，张永明被晋宁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张永明在狱中获得多次减刑，只坐了 19 年牢，于 1997 年 9 月 25 日出狱。

村里有人传言，张永明没有判死刑是因为他的母亲早年曾经救过一个法院领导的命。这说法未经证实。

当张永明在 42 岁刑满释放、回到南门村时，他的父母都已经去世，他自此孑然一身住在祖屋里，独来独往，就像是一个南门村的影子。

有次他生病住院做手术，没有家属签名，还是南门村村委会主任代签的。

在村民眼里，他性情古怪、孤僻，他们害怕他，没人敢主动和他说话。有村民声称张永明会去山上的墓地偷祭品，再集中起来卖出去，但也没人敢管他。

他们有时看到张永明独自坐在自家院子门口，一坐几个小时，望着门前的土路发呆；有时看到他推着一辆平板车在村子里四处走动，上面覆盖着编织袋或者树枝，而平板车的长度恰好可以容下一个人的大小。

1997 年张永明刚出狱时，南门村给他办了低保、分了一块地，张永明很勤快地开荒种菜。

到了 2008 年，包括张永明的田地在内的部分南门村土地被征用，张永明分四次得到了 3 万元征地款。

有了这笔钱后，张永明虽然还保留一小块地，但已懒得再种菜。由于游手好闲，他几乎没有收入。眼看周围邻居们盖起了楼房，用上了自来水，而他住的依然是 20 多平方米的破落的老房子，喝的是井水。但贫苦的日子并不影响他自得其乐。

那些年他迷上了下棋和打牌，几乎每天都要去古滇文化公园找人切磋。他一般随身背一个包，包里装了一副象棋和扑克牌，12 点多到公园，下午 5 点半离开。

由于大部分受害人的失踪发生在中午以前，这似乎证明没有安排的上午成了张永明四处寻找猎物的时间。

据一个在公园下棋的老人所说，在韩耀失踪的那天的下午，张永明照例来到公园下棋。

也许有人会问，张永明有作案前科，为什么发生那么多案件，就没有人怀疑他呢？事实上，张永明曾有过两次失手，而那些家长在找儿子时也曾几次与张永明的线索交汇，只可惜当地派出所一直对这些重要线索敷衍对待。

从各方面看，12 岁的李汉雄很可能是这起连环杀人案的早期受害人之一，虽然，警方未能找到他的尸骸，没有通过 DNA 确认他是本案受害人。

2007 年 5 月 1 日，12 岁的李汉雄和父母一起在土路边的田里干活。李汉雄虽然读书成绩不好，在家人眼中可是个机灵鬼。早上九点半左右，云南的气温已经升高，日照强烈，李汉雄父亲心疼儿子，让他先回家把米饭煮上。

李汉雄由于前一天把自己的外套忘在另一块田里，他要先去那里取外套，再走回南门村。这条窄窄的土路会经过冷库区。

李汉雄父母接近中午时回家，却发现李汉雄并不在家，米饭也没煮上。他们打电话问李汉雄的舅舅，他们也没见到他。他们去另一块田地找，发现李汉雄的那件蓝色外套依然在菜地里躺着。李汉雄父母在当天下午五点前往晋城派出所报案。

得知李汉雄失踪后，有个女性村民告诉李父，她在当天上午看见李汉雄走在一个河梗上。大约半小时后，她看见张永明也出现在同一个河梗上，还来回走了两遍。

或许因为张永明当时已经出狱 10 年，从未在村里闹出什么事；也或许受害人家属潜意识里无法接受这么可怕的事实，所以他们当时并没往这个方向怀疑。

在李汉雄失踪后的第二年，2008 年，邻村的 15 岁男孩杨明归在放学途中经过张永明的菜地。张永明谎称想让杨明归帮忙抬木头，把他骗到地里。张永明趁着杨明归蹲下身时，突然从身后勒住杨明归的脖子。

杨明归拼命挣扎，把绳子都挣断了，才得以逃脱。

虽然杨家人并未报案，但此事一直在村民中私下流传。三年后（2011 年），另一名受害人谢海俊的父亲听说了此事。

谢父立刻要求派出所调查张永明。派出所的回复是：「去查了，张永明是个神经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