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和他

“你们要时时叫着他，别让他睡着了，避免麻药过劲儿时发生意外。”大夫说。

“好。”我们答。

我看着他，他肥胖的身躯填满了病床，诸多的管线穿绕在他的身上，这时的他皮肤暗黄，嘴唇乌黑，紧闭的双目旁有几行泪痕犹在闪着光，此时的他全无了往日的嚣张，若不是此刻他躺在病床上，这许多年来，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他，那么熟悉，却又那么陌生。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果真这句话说的极有道理，我心里竟然暗生欢喜：如果麻药过了劲儿，如果我们不叫他…

“爸，爸。”这时候我的大妹妹二月却俯身喊道。

窗外是清冷的天，大团大团的乌云慢吞吞地走过，仿佛是想要窥探我们。二零零七年的冬天一点儿都不冷，病房里更是暖意十足，连衬衣也穿不住，隔壁床的病人甚至穿了短衫，我也一阵燥热。“爸”这个称呼，除了迫不得已时，我们已经二十多年没喊过了，我真希望病床上的那个人永远都不会再听到，可是，希望毕竟是希望，那个人听到二月的喊声，居然“嗯嗯”的应了。

我斜了一眼二月，忿忿的想：“就你听话”。余光却扫到二床和三床投来的探寻的疑惑的目光，那种目光从我们一住进病房就无处不在，是啊，想想，如果换作是我们，对着这样奇怪的一家人，只怕会更好奇吧。躺在病床上的那个肥胖的人叫佟仁，是我爸，他是个极其爱说且能说的人，无论走到哪儿他都会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更无论对方愿听与否，他三五分钟便把自己的祖宗三代家庭过往介绍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若想少听一个字儿都是不可能的。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和我们在一起时，却惜字如金——他，极少和我们说话，而且极少拿正眼儿瞅我们一下。同样，我们对他也冷淡如水，和他在一起时，我们，时时把小心放在眼里，把憎恨埋在心里，我们对他保持着一贯的木讷的神情和言语，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论是身体的，还是心理的。我们和他，除了几句必须要说的话以外，只是默默的，规矩的坐着，连我都觉得那种窒息要把我们身旁的空气都凝固了。不熟悉的人一定会误以为，我们不是父女，而更像警官与犯人，他是警察，我们是作奸犯科的。然而若逃离了他的视线，我们和别人，和那两床的人，和医生护士，甚至和护工都会满面春风，说笑自如。所以这六七天里，这病房的人应该是满肚子装着我们老佟家的“家史”，而满脑子却对我们充满困惑吧。

“你爸身体壮，很快就会醒的。”二床的人说。

“是。”我和我妈高秀枝同时应着，同时微笑着，又同时坐到凳子上，仿佛是事先排练好的一样整齐。

“手术做了六个小时呢，”三床说：“可真不短。”

“是。”我又答。这次高秀枝没有吱声，她面无表情，神态平静，看不出喜也看不出忧，但我知道，她是焦虑的。六十三岁的她哪怕是挑动一根眉毛，我也是明白的。

“现在医学这么发达，一般没事儿。”二床又说。

“是啊，听说一个肾的人也能活好几十年呢！”三床的人回道。

二床和三床聊着天儿，我们娘仨则像往常那样无言的坐着。床上那个腹部缠满绷带的昏睡的人，他现在身体里只有一个肾，他在二月时不时的呼叫中，胡乱的哼着，这让我心里又一阵烦躁。

一会儿病房的门开了，我小妹三月和她老公小古买了咖啡进来，顿时那浓郁的香气便弥漫了整个房间。我们静静的喝着咖啡，仍然没有言语，没有表情，更没有像书中电视上描述的那样有着担忧的目光和关切的寻问，没有。我们不像是病人的家属，更像是坐在咖啡厅里消磨着时光的路人。

“大姐二姐，你们回去接孩子吧，今晚我和三月在这儿。”喝完咖啡小古说。

“行，辛苦你们了。”我丝毫都没有犹豫，站起来穿好衣服准备走，高秀枝却坐着不动。

“你不走？”我问。

“要不你们都回去，今晚我在这儿。”

“你在这儿能起啥作用啊，快跟我姐她们回去吧。”小古说。

“你们也累了好几天了，今晚都回去睡个好觉，明天你们来。”高秀枝说。

“让你老太太在这儿熬夜，再累出个好歹来，不是更麻烦么？”

“是啊，你在这儿能干啥，快走吧！”

“走吧，走吧。”我们几个齐声说。高秀枝又坐了一会儿，才慢吞吞地站起来，犹豫了一下，把佟仁换下的衣服装进了塑料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