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儒学案的刊印，又成为了享誉学林的盛举。有了这部学案，陆扬的学术地位，达到了顶峰，因为明儒学案主要记载的是“心学”史，陆扬一个偏于朱子学、强调“尊德性”与“道问学”兼重的人，竟然对“心学”都如数家珍，甚至还亲笔撰写了“王阳明传”，其“心学”造诣更是远远超越眼下“心学”门中各位耆老，“心学”，乃至于天下学者，哪里还有不心悦诚服的。于是，“大宗师”的称号，被天下读书人，奉送给了陆扬。

陆扬由“才子”而晋升为“大宗师”，完成了质的飞跃，从此以后，他说话，便不再是无足轻重的了。当然，陆扬从来不是为了学术而学术，他现在可没有那种纯粹的学术精神，他的目标，还是那两个字“养望”。“养望”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重构东林党，一个是引起崇祯帝的关注。

重构东林党，是一个长期的任务，陆扬认为东林党有很多的问题，特别是它的那种绝对道德评判模式，简单地将人分为“君子”、“小人”，在陆扬看来，这跟小时候，那些幼稚的儿童喜欢将电视里的角色分为“好人”、“坏人”是没有任何差别的。虽然，陆扬也不是要走另一个极端，像曹操那种完全不问德性，将人分为“有用的人”、“无用的人”。但是，陆扬还是认为东林党如果继续高举一种绝对道德的君子党旗帜，那无异是一种道德纯洁模式的政治自杀，这样的模式，将加入东林的门槛定那么高，别人根本加入不进来，而另一方面，你又把所有被你排挤的人，斥为“小人”，这根本不是在结党，而是在人为地“制造”敌人。

二十世纪最深刻的政治学家卡尔施米特在那本负有盛名的政治的概念中指出：分清敌我，是政治的第一原则。请注意，是“分清敌我”，不是“制造敌我”！东林党，显然就是分不清敌我，而是一直在“制造”敌人！又如，普鲁士的“铁血宰相”俾士麦说过，在政治、战争的角逐中，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永远都要站在多数人一边因为他们会赢。依照俾士麦的“铁律”，那么，东林党无疑也是在跟胜利的方向背道而驰，因为东林党总是将可能的朋友活生生逼成了血海深仇的敌人。所以，陆扬虽然是东林党的继承者，但他没有再高举东林党的旗帜，而是另外建立一个准政党组织“复社”，其通讯总部，也由东林党的无锡，转到了陆扬的老家苏州。

至于“养望”的第二个目的引起崇祯帝的关注，现在陆扬的声望真可谓是“如日中天”，自然不可能不激起崇祯帝的关注。这几个月下来，崇祯耳边充斥着陆扬名字，还有他的事迹。只不过，这几个月，崇祯还在忙着肃清阉党余孽，同时还在致力于国库、内帑的财政问题。所以，一时半会，还没顾上陆扬。

当然，崇祯帝之所以没太把陆扬放在心里，主要还是因为陆扬说破天，也还只是个毛头小子，在天启朝，崇祯与他又没有太多交集，崇祯对他也没有太多的了解，甚至隐隐觉着他不过是个替天启帝做木匠、哗众取宠的家伙。虽然在后面的宫变中，陆扬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终究不是决定性作用，崇祯也没有完全放在心上。至于天启的临终遗言，说实话，在崇祯心里，天启帝纯粹是个荒唐无状的昏君，他哪里又会太将天启遗言放在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