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盛当即被捕入狱，当时时任北京刑部郎中的王世贞和工部郎中的杨世芳四处奔走求救。

杨世芳更是上疏请求解救杨继盛。

但这改变不了严嵩必杀杨继盛的决心，还得罪了这位睚眦必报的首辅。

1555年嘉靖三十四年十月，严嵩授意刑部尚书何鳌，将杨继盛与张经、浙江巡抚李天宠等九人处决。

并把杨继盛一干好友贬出京城，当时杨世芳作为工部郎中，却上言弹劾严嵩，被治以“越俎代庖”之罪。

直接从北京六部的正五品大员被贬到潮阳县，当了这正七品的知县。

杨世芳任知县两年，一改前任知县与本地氏族狼狈为奸的风气，主抓文教、军事和吏治、民事，倒也让潮阳县有了焕然一新的感觉。

即便孟教谕私下不满杨世芳的不近人情，但对于他任知县以来的清廉和原则也不得不道声佩服。

至于学问一道，教谕一职的任命官员在科举考试中的排名本就不如正官，再加上杨世芳身为唐顺之的学生，对五经的理解也要远超于他，否则也不会做出让范凌恒跟随知县进修的决定。

一开始，范凌恒是奔着知县大人的五经教导去的，但自从知道这位大人的经历，再结合他在潮阳县做的这一切。

他明白，杨继盛、杨知县这些人是大明那一小撮真正的读书人，他们视国事为家事，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崇尚气节与信念的民族，纵观古今，上古先秦时代，有屈原的一首《离骚》：“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东汉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今人更有杨继盛、沈炼等文人出身，却比武夫的骨头还硬的读书人。

一个迎着边塞西风怒骂国贼，一个躺在昏暗牢房里剜肉挑筋。

他们的身上，有着真正属于文人该有的“风骨”，他们真正做到了“宁以义死，不苟幸生”。

可惜他们生不逢时。

对于这种人，他心生敬佩，同时，他也想在这个年代，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防止历史重蹈覆辙，让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风骨可以延续。

而不是被那些蛮子“剃发易服”，打断了读书人的脊梁！更是中断了这片大地本应拥有的辉煌！

这片大地上的子民本该拥有无比灿烂的未来，可这一切的一切，随着蛮子的入侵，随着蛮子的没落，随着1840年那一声屈辱的炮响声，让这片大地陷入了无比耻辱的100年。

弱国无外交，这是千百年的真理。

国强则民强，范氏一族再强，也抵不过一国之力。

人这一生，可以去的地方很多，但能回的地方只有故乡，中国人的故乡情结是华夏五千年文化的烙印，是刻在骨子里的基因。

范凌恒能让范氏发展壮大，但不可能把宗族搬到海外，他相信自己如果提出这个建议，范清儒恐怕也不可能同意。

但他比谁都清楚，现在的大明已病入膏肓，不是一个杨知县、不是一个杨继盛，甚至杀了一个严嵩也治不好如今的大明！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如今大明，北边，鞑靼连年入寇，侵害山西至辽东一带，大明百万边军如土鸡瓦狗般一碰及溃。

东南沿海，倭寇大炽，今年小年过后，倭寇海盗更是攻破浙江昌国卫之后，又犯太仓，入乍浦，攻平湖！

倭寇已经成为大明之心腹大患，更因沿海乃大明之钱库粮仓，其危害更甚于鞑靼矣！

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的蛮族土司，也趁势叛乱。

大明就像一个垂垂老朽的战士，在这个战士鼎盛的时期，可以威震天下，纵横四海。

但他已经老了，环顾四周，举世皆敌，孤立无援。

未来，杨知县的同窗，一代鼎臣张居正强行为大明续命续命七十年，史称“张居正改革”。

可在范凌恒看来，乱世用重典，沉疴下猛药！

大明衰败的原因不仅仅是一个人、一个“一条鞭法”能够解决的问题。

张居正的改革最最核心的问题就在于，他把大明当做了自己的家，做了大量对这个家有益的事情，却得罪了大明真正位于统治地位的士绅家族和土地地主！

嘉靖不是明太祖，万历更比不过洪武大帝，但连朱元璋这种明清时期唯一的“千古一帝”在对付这些士绅地主时都需要小心谨慎，他们何德何能可以压制得住那些贪心不足的士大夫们和地方名族望门？

所以，范凌恒认为，如今的大明要改革，但不能在前期得罪这些士绅和地主，应该怎么做？

让他们主动把钱交出来！让他们知道，想挣钱，想要土地，大明满足不了他们，但北美可以、欧洲可以，旁边的小倭寇也是可以的！

想象一下，如果范氏船队每次出海回归都能带回数以万计、十万计白银时，会给这些士绅地主们带来何等的刺激。

到那时候，不需强制性改革，自然而然会有大把大把的船队疯狂的向海外涌去。

整个大明从上到下利益一致，朝廷只需要拥有强悍的武力、完善的税收制度，什么“庶官瘝旷，吏治因循，边备未修，财用大匮”等陈年积弊自然迎刃而解。

当然，“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万丈高楼平地起，要实现这些，需要做的有很多，幸好范凌恒还年轻，他有很长的时间去做这些事情。

现在，他稍微拥有了些能力，所以，他希望可以为这位老人做些什么，看看能不能弥补那些课本上的遗憾。

能不能不让那屈辱的历史重演；

能不能让范氏跟随这位老人一起，枯树生花、绝处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