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黎明，尚未闻鸡鸣三声，天际已然初露曙色。村民们心知肚明，今日便是分地政策揭晓的大日子。于是，他们纷纷抓紧时间，麻利地料理完家中琐事，迫不及待地在八点钟的钟声响起之前，汇聚于村部大门口，静待那重要时刻的到来。

母亲这一夜辗转反侧，无法入眠，心中反复琢磨如何能够有理有据地与人家理论。这土地问题，可是涉及三十年的大事，绝非草率行事、如打仗般鲁莽所能解决。要想站稳立场，不仅态度要坚决，更得言之有物、言之有理。

母亲翻了个身，轻轻捅了捅父亲，提醒道：‘哎，别睡了，快帮我想想，过会儿我去村部该怎么说呢？’

父亲迷迷糊糊地回应：‘啥？怎么说？你晚上不是已经说得挺好了吗？就照那样说呗。给他们个合理的理由，有我在，谁能提出反对？再说了，咱们读书不就是为了找个饭碗吗？现在怎么反倒把饭碗给弄丢了呢？’言罢，父亲又沉沉地闭上了眼睛，继续他的梦乡。

母亲将父亲的话语细细咀嚼，越琢磨越觉得其中越有道理。她在心头一遍遍地梳理、回味，自言自语的练习，犹如抚摸珍贵的珠宝，唯恐自己表述有误，措辞不当，以至于让这块心中的宝地悄然溜走。

夏季的黎明，公鸡在三点多钟便开始振翅高歌，而太阳也在四点零几分的时刻就悄悄探出了头。家家户户都趁着这清晨的凉爽，赶在太阳完全升起、热气肆虐之前，忙碌着完成手中的农活。毕竟，在白天烈日当空时，稍一动弹便是汗流浃背，人们不是因为懒惰，而是是为了避免中暑而不敢轻易动弹。

母亲瞥了一眼身旁再次进入梦乡的父亲，轻手轻脚地穿上衣服，踏上鞋子，走出了房间。她平日里就习惯早起，而今日心中有事，更是辗转反侧，难以成眠。她走进菜园，熟练地拔除杂草，又顺手摘下了两个茄子、几条黄瓜。在忙碌的间隙，她不禁又回想起父亲先前的那番话，越品味越觉得言之凿凿，入情入理。

晨露打湿了母亲的衣衫，她满身的露水仿佛也沾染了勤劳的芬芳。进屋换了身干爽的衣服后，母亲便开始着手准备起一家人的早饭了。

比母亲还要焦躁不安的，非刘文家莫属。他们家已经从农转非，彻底告别了农村户口。听闻人在户不在的风声，这次分地他们家是彻底没戏了。刘文和他的媳妇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家里一共七口人，这些年就靠着房前屋后那一丁点儿田园地过活。这次分地若再没份，这一家七口可该如何是好？

想当年，他们兴高采烈地把户口迁到了市里，还砸了两千块钱，可谓是亲手砸了自己的饭碗。自从没了地，他们便只能在市里打工谋生，但心里总觉得不踏实，像是脚下无根浮萍。当初小奎家户口也迁走了，可人家却费尽心思，求爷爷告奶奶地给整回来了。自己家当时觉得没脸，只能硬着头，没有把户口往回迁。如今一看，这可真是留下了一大烂摊子。

这地，他们是非要不可了。接下来，就得使出那哭天抢地、撒泼打滚的本事。想到这里，两口子眼中闪过一丝坚定，决心已下，接着眼中又飘过一丝理亏，信心又不足了。

他提到的小奎，就是四姨家的四姨夫。这几年，四姨家的日子还可以，家里也就剩点儿田园地，种那点儿庄稼哪够一家子吃的呢？于是，四姨和四姨父两口子便去市里打工挣钱，而大闺女则去了繁华的上海投奔亲戚，也寻了个工作。如今，家里就只剩下小儿子在看守着这个家。

说起四姨，自从她从市里回来后，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开始信奉起了主。说实话，我到现在也搞不清楚基督、上帝这些派别的区别，但四姨她可不管这些，总是一门心思地传教。她传教时，也不说这个教派有什么特点、什么好处，就只会说：‘你信吧，信了，你就知道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你是谁了。’这话听在不信的人耳里，简直就是疯言疯语。谁听了能不纳闷儿，心想：‘我还能不知道我是谁？我从哪来？到哪去？’这些事儿，自己心里可跟明镜儿似的。”

四姨家的每一次用餐，都伴随着一种别样的仪式，那便是祷告。这与电影中常见的情景颇有几分差异，银幕上的祷告往往简短而简洁，一句“感谢主赐予我食物”便匆匆结束。然而，四姨家的祷告却是充满了忏悔的情感，仿佛在与内心深处的自我进行一场深刻的对话。

每当用餐时分，一家三口便会整齐地围坐在一起。他们手牵着手，低着头，仿佛要穿越时空的隧道，踏入另一个世界。在这肃穆的氛围中，四姨会率先打破沉默，用低沉而虔诚的语调开始她的祷告：“万能的主啊，今天出门时，狗剩子他们对我冷嘲热讽，我一时冲动，骂了他们，这是我的过错。当他们嘲笑万能的主时，我没有勇气站出来捍卫，我深感愧疚……”诸如此类的忏悔话语，诚挚而深刻，最后总以一句“阿们”作为结尾，仿佛为这场内心的剖析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有一次，我随母亲造访四姨家。我们轻轻推开门，探头询问：“有人吗？”屋内却无人回应，门也未上锁。于是，我们好奇地往屋里走去。眼前的景象让我们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正在全神贯注地祷告，仿佛周围的一切都已黯然失色。我望着这肃穆而神圣的一幕，脑海中不禁浮现出电视里的祷告画面，以及那标志性的“阿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