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刚上高一,我分到了尖子班了,即使教育局明面上禁止以任何形式将学生的成绩进行排名,或者将学生成绩分为三六九等,可是所有的学校都设立尖子班宏志班和平行班,当然也包括了我清韵中学这所乡村学校。也有着许多义愤填膺的青年喊着讨伐的口号抗争着,预备向着上级教育局去举报清韵中学违规设立尖子班的行为,这样的行为自然也取得了不少人的支持拥护,声势愈加的浩瀚起来,但是终究没有一个人真正落实了去做,因为所有人都明白就算是真的去向教育局举报了,也不会有有任何作用的,这只仅仅是学生们发泄情绪的常见手段罢了。
班主任老廖是一个典型的传统严格的男英语教师,他崇尚秩序与规矩,自然的,当传统与新兴碰撞,自由与束缚对立,我们自然不会过的开心。老廖的节奏很紧,明明是高一上学期的起点,老廖便将高考搬了出来,而刚从初中生变成高中生的我们,又这么会对高考有什么深刻的概念呢?我们不知道高考会将我们分成不同等级的人,再以这种身份去寻找对应身份的工作,只是会怀疑着,这场考试真的有那么重要吗?自然是没有答案的,只是会厌烦着老廖所安排的多余的任务,不满着延长的晚修时间,嫌恶着多余的班级会议,因为平行班没有。我高中的开始,便只能羡慕地看着平行班的同学去玩,我只能在教室里焦急地等待着时间耗尽,再与同班同学一齐冲出教室。
教室里的四人小组中,我的同桌是一号床室友杨禹,四川祖籍,后来在GD省内买了房定居,所以将户口迁移到了广东。我的后排是两个女同学,分别为婉琪和小迪,婉琪是广东本地人,而小迪是广西外地人,而我被选为四人的小组长。我们四个人也是分别地承担着收不同作业的任务,而组长则要干更多的事。原则上组长是要干更多事的,可是说来惭愧,我的这个组长基本是甩手掌柜,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我基本上都甩给婉琪干了。
再在晚修没人巡逻的时候,我们小组里的四人便无所事事的聊天,不知道怎么聊到了大学的话题。我和杨禹对于大学都没有什么概念,只是象征性的说出了广东内标志的最高学府中山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当然了,那时的的我们两个也不知道这两所985会这么难考。轮到了小迪,也是出身于农村,大概也是跟随着父母打工来到广东吧,她希望能够考回广西,最好是广西大学,回到自己的家乡。至于婉琪,谈到她理想的大学时,她眼睛里闪着光,高兴地说她希望考上南京大学的天文学专业。婉琪说完了她的梦想,随即沉默了,补了一句:“可是南京大学的分数真的太高了。”
听完了婉琪的梦想,我还是比较震惊的,因为婉琪是我们四个之中目标最为明确的,她能够清晰地说出了南京大学的天文学专业,而我甚至都不知到有天文学这个专业。随后她解释到她喜欢星星,也对天文学很感兴趣。但是最我印象深刻的是她后面那句“可是南京大学的分数真的太高了”,随即她眼里的光消失了,就像是本可以燎原的火苗在最生机勃勃的时候被浇灭了,太可惜了。我当时并不知道南京大学是985,因为那时候我连48所985都认不全,更不知道南京大学是C9联盟,只是从婉琪的口吻中知道它是真的很难考。杨禹是个大大咧咧的人,并没有注意到婉琪的失落,作为成绩最好的组长,我自然知道婉琪成绩的大概情况,她的文科中规中矩,但对于理科一窍不通。从那时起,我便暗暗的决心在学习上力所能及的帮助婉琪,并且真心希望她能考上南京大学的天文学专业。
后来的我们四人,我勉强够到外省的211,专业似乎还过得去;杨禹刚上了重点线,去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在广州大学城,和其他同学离得很近;小迪中途转学了,回到了广西老家,后来再也没有她的消息,也不知道她是否如愿上了广西大学;婉琪最后没有上重点线,自然没有实现南京大学天文学专业的梦想。我们四个人似乎都没有实现那天晚修时侃侃而谈的目标,我们四个人后来似乎也没有了联系,成为了彼此的过客,只是那天晚上四个少年少女高谈阔论的场景依旧令我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