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官员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苛政猛于虎，得民心者得天下，又加上他们本身的经济地位出身决定了他们的阶级属性就是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所以成天给皇帝鼓动灌输的就是赋税不能再重了，再重了人民就要造反了。

难得有温体仁和杨嗣昌这样头脑稍微清醒一点的人，把赋税加上去，就被千夫所指，骂成是奸臣，是禽兽。而最后东林党和复社在幕后操纵，让周延儒上台推行他们的减税政策，直接让明朝政府自杀而死。可以说东林党和复社是明朝灭亡的第一罪人，张溥、刘宗周、黄道周这类东林、复社的知识分子领袖对明朝灭亡起到了最直接的作用。

明朝百姓造反、士兵造反，原因不是赋税太重，恰恰是赋税太轻，导致国家在发生饥荒的时候，无力救济灾民，于是灾民只能靠抢劫、叛乱来活命；在抵御外侵时，无力发出军饷，军队、士兵只能靠抢劫、叛乱来活命。

而此时国家正处在危难之中，国库空虚，边军的军饷已经拖欠长达数年，又赶上小冰河期，陕西、河南等地连续几年大旱，颗粒无收，可谓是饥寒交迫，苦不堪言。

虽然你家挂着花重金求来的墨宝，上面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几个大字，写得苍劲有力，荡气回肠，可你心里想的却是国家兴亡关我屁事。

朝廷来征税时，你想尽办法隐匿财产，实在藏不住的，就拖拖拉拉交一半欠一半，给地方官打白条，到了明年继续如此。

但今年这一任地方官有些不开眼啊，想让你补交欠款，甚至还胆敢对你上行打板子，于是你轻车熟路的施展起自己的拿手绝活——哭孔庙。

地方官都是朝廷派来的外地人，势单力薄，哪里是你们这些当地士绅的对手？而且如此大规模的为民请命行为，在百姓看来简直就是正义的化身，简直就是百姓的守护神。

因此各地纷纷响应，瞬间便集结起一支声势浩大的抗税队伍，向朝廷逼宫，皇帝拿你们根本没办法，因为朝中很多官员也出身士大夫阶层，只会为你们撑腰。

此时的大明朝，藩王没有政治势力，阄党“也已扳倒，武将们则是一盘散沙。朝堂上文官一家独大，连皇帝都不敢轻易得罪，否则让他政令出不了京城。

在王廷相自己的家乡（河南仪封，在现在的河南兰考县），甚至都不是百姓偷税、逃税，而是大量的耕地，国家根本就不收税：“我家乡的田地，不收取赋税的，大概占了百分之四五十，永乐以来，都奉有明旨，永远不征收赋税。这是先王浩荡的恩德，有意要把利益都让给老百姓吗？”

明朝的王室只能从地方上获取代表田地的一笔数量极少的银子，多的不过是几万两，这还比不上明代中小商人的收入根本无权直接占有大片田地。

明末财富最多的人也是大商人，大资产阶级，而不是拥有大批田地的地主。正因为作为人民、资产阶级利益代表的明朝官员始终想方设法压低赋税，纵容逃税，明朝的财富因此都在民间流通。所以即便明朝中晚期的皇帝才能再出众，官员再精干，但却始终逃不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命运。

明代中晚期的人根本无法想象在以前的那些朝代，皇帝、政府和官员动辄花费几十万上百万的钱是哪里来的，当然也无法想象以前那些朝代动辄使用几十万上百万的军队，这军费是怎么来的？

于慎行就对此大发感慨：唐朝在安史之乱后，国力已经衰败的情况下，郭子仪回京，皇帝光是摆酒席接风，耗费的钱就相当于明代的十万两银子。唐穆宗时期的两个地方军阀，光是一次性地犒赏将士就各自花费了一百万两。宋代的时候，遇到庆祝活动，就要大赏六军。

这些在明代根本是无法想象的。汉武帝、唐高宗征伐外敌，发兵动不动就是几十万。而在明代万历时期，碰到边境有变乱，派一个大将带几千人去，还要为军费发愁。万历抗日援朝，征调天下的兵力不过四万，论经济发达、富裕的程度，明代中晚期远远超过了汉、唐、宋。

以前的朝代，即便是所谓大施仁政，轻赋薄税，那也是对民间财富进行敲骨剥髓式的压榨，所以大量财富能够集中在国家政权手里，集中在皇帝手里。

而在明代中晚期，财富都集中在民间，所以国家稍微遇到点自然灾害，遇到外敌入侵，财政就捉襟见肘。

你一边派人发小传单，痛斥地方官苛捐杂税，欺压百姓，号召百姓们集体抗税，一边联合其他四绅，打着维护百姓的旗号，跑到孔庙里哭天抢地，大骂

朝廷不公，压榨百姓。结局是显而易见的，朝廷不仅放弃了征税，罢免了地方官，甚至还表扬了你们为民请命的英勇行为，百姓们也十分高兴，称赞你们是大明的脊梁。

你看着他们愚蠢的眼神，你心里更加得意，朝廷收不到我们的税，就会想办法攀派到你们头上，你们还跟着高兴，真是一帮傻帽，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呢。

终于清军入关了，大明朝彻底完蛋了。不过你并不在意，国家算个屁呀，无非是换个皇帝换个国号嘛，只要自己的财产还在，还不是照样吃香的喝辣的，谁当皇帝有什么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