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果然没有那么简单，正如他猜想的那样，曹达中是“帝子京”的人。

在中国的商业历史上，“商帮”有着举足轻重的低位。

所谓的“商帮”，就是以乡土亲缘等关系为纽带，组建会馆办事机构和标志性建筑的商业集团。

在农耕社会，伴随着几百年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到了明清时期，商人队伍日渐壮大，商业竞争日益激烈。

然而，在封建社会阶层的排序中，“士、农、工、商”中商也是屈尊末位，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利用天然的乡里、宗族关系联系起来，互相支持，共同发展，这就是“商帮”文化的溯源。

除了相互扶持外，“商帮”在规避内部恶性竞争，增强外部竞争力的同时，还可以在封建体制内利用集体的力量更好的保护自己。

到了新时代，“商帮”文化依然存在。

这一时期的“商帮”不再称之为“商帮”，大都以俱乐部、同学会、协会等形式存在，又因其限量、严审、身价高而成为社会上隐秘的团体组织，不为大众所知。

像后世的泰山会、华夏同学会等就属于“商帮”文化的衍生存在。

河洛省的河洛会、燕京城的帝子京同样属于这种类型的组织。

只是，无论是河洛会，还是帝子京，都因为其内部成员的特殊性，多少带有一些“官僚”背景。

帝子京是由燕京市的二代圈子组成的松散互助联盟，组织性、严密性比河洛会要差一些，但实力只强不弱。

如果单纯的“拼爹”，很难判断这两个“商帮”孰强孰弱，但既然是一个完整的“官僚商帮”，大家的背景都不弱，根本没有“拼爹”必要，政治风险太大。

河洛会与帝子京这两个商帮之间没有什么深仇大怨，既有合作，又有竞争，唯一的恩怨恐怕要属曹氏兄弟关于曹家继承权之间的竞争了。

曹达中在帝子京中担任副会长，地位举足轻重，能量不小。

曹达华是河洛会的骨干分子，人缘相当好，得到河洛会大部分成员的支持。

如果这两兄弟死斗起来，说不定能搅起一番腥风血雨。

不过，曹达中与曹达华之争属于个人恩怨，帝子京与河洛会除了提供友情帮助外，从未逾越过红线，双方都很克制。

在这种组织体系内，个人恩怨不可能也不会上升到集体高度，这是由他们背后的支撑势力决定的。

“听说你在燕京的公司这个月就要开业了，我估计开业那天不会太平，你做好准备。”陈友谅说道。

苏庆知眉毛一挑，问：“你的意思是，帝子京的人会在开业那天闹事？”

曹达华摇摇头，否认说：“以我大哥的行事作风，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要你命，他不会做这种自贬身份的伎俩，但他下面的那些人就说不准了。”

苏庆知听了，把这件事记了下来。

燕京公司开业是大事，说什么都不能在那天弄出什么乱子，看来必须要做两手准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