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问起妈妈的病。

自从回国照顾妈妈开始，我一直处于极度压抑的状态。绝望和哀伤闷在心里，激来荡去，无处诉说。我哭过很多次，每次都是找个没人的地方，有时是厕所，有时是楼里偏僻的角落，有时是医院外面的树下。我从不在她面前哭，我怕她难受，更怕哭起来控制不住自己。我不想发生母女抱头痛哭的场面，那会摧毁我的心理防线。我必须守住这道防线，坚持到最后。

那几个月我在医院里昼夜守在她身边。她应该看到过我红肿的眼睛，但从不点破。她在我面前也没有掉过泪。她一再告诉我，她活够了，死对于她来说是个解脱，她归心似箭。

我不能跟父亲诉说。我怨恨了他多年。我恨他给妈妈和我带来的伤害和痛苦，怨他害得妈妈一病再病，怨他的出轨扭曲了我的心，给我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以至于我没法像其他心思纯净的年轻人一样正常享受恋爱的快乐。

父亲每天一大早去采购，然后做好饭、肉、菜、汤，大包小包地提到医院来。从家到医院坐公交车要一个多小时，中间转一次车，下车后还要再走二十多分钟。我们一起默默地吃完饭后我去洗刷碗盆，回来时经常发现他坐在椅子上或蜷在床角睡着了。听其他患者说病人应该吃乌龟，他买了几只放在家里养，隔几天炖一只带来给妈妈吃。他以前不敢杀生，连鸡和鱼都不敢杀。我曾多次忍不住想象他是怎样克服心理恐惧哆哆嗦嗦去杀乌龟的。听说病人应该喝胡萝卜汁，他每天买五斤胡萝卜，把汁榨好，灌在瓶子里，叮叮当当地拎过来。听说有个老中医很神，治好过晚期癌症患者，他半夜裹着两件大衣跑去排队，在寒风中熬到早上挂好号，等着我带妈妈过去看病。

那几个月里，我和妈妈都看到了他的辛苦，也知道他很尽心，但仍然极少和他讲话。我早已习惯了忽视他的存在。对他，除了怨恨，只有冷漠。妈妈至死都没有原谅他。

我一向独来独往，没有朋友。当年和周密在一起时，我很开心终于有一个人能让我敞开心扉诉说心事，这份信任让我感觉自己不再孤独。可老天弄人，他最终还是在我心里最脆弱的地方捅了一刀。离婚后，我回到自己孤独的世界里，不再信任任何人。我的痛苦在孤独中像气球一样膨胀，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炸成碎片。

而此时拿着电话说起妈妈的事来竟是那么自然，就像是对一个一直陪伴在身边的老朋友一般。我絮絮叨叨地讲起那几个月的事，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东一句西一句，杂乱无章。

从没想过我会这样。

我太需要一个宣泄口了，否则不知会不会被憋死。我已经忘了在跟谁说。我只要说，一直说，一直说，有人听就好，谁听都无所谓，说什么也无所谓。

“……以前听说人老了病了都很怕死，可妈妈没有。那几个月她特别镇定，对死没有畏惧，对生没有留恋。她一滴泪都没掉过。说她视死如归一点不夸张，她自己说是归心似箭……刚住院时她喘不上来气，太遭罪了，不能躺着，坐着也不行，只能趴在椅子背上捯气，看着让人心疼死了。要不是喘不上来气，她还不肯去看病。消业，消业，真坑人啊。她最后一个月多数时间都在昏睡，不断地发烧，三十八度四，吃什么退烧药都没用，在迷迷糊糊中她不停地哼哼说难受，每次听到她哼哼，我心里……她已经很多年没睡过那么多觉了。你知道她以前失眠多严重。住院的头两个月里，她好像要把以前缺的觉都补回来一样。晚上睡，白天也睡。不睡觉时，表情平静，不像前些年那样愁容满面。我小时候那个亲切的妈妈终于又回来了，可我知道好景不长，我很快就要失去她了。她说有我陪她，她心满意足。最后一个月癌细胞扩散到脑子，也好，神经麻痹了，至少她不会那么疼……每天早饭后我给她拍背，一次拍二十分钟到半个小时。护士长说这样可以帮她往外排出放疗杀死的细胞。我怀疑这样做是不是有用，不过我还是会认真地拍。拍背时我可以抚摸她的身体又不让她看见我的脸。我一边拍一边想，妈妈你要挺住，让我多拍几天吧，多拍几天吧。她后来特别瘦弱，就剩下骨架子了。你肯定想象不出来。以前她多胖啊。我坐在她后面拍背时，总想一把抱住她好好哭一场。都忍住了。拍完背就等着放疗和点滴。经常一点就是一天，有药，也有营养剂，很多种，不知是不是有效，医生让用，就用吧。哪敢得罪医生啊。还要偷偷地送红包，生怕他们有一点不高兴会不尽心。妈妈刚住院那会儿，主治医生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盒子，笑嘻嘻地说这是澳大利亚进口的鲨鱼软骨，对你妈的病情有帮助，稍微贵了点，八千块，但你是从美国回来的，不差这点钱。我心里反感。我不信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会有效，全都是骗人钱的，但我不敢驳他的面子。我妈还在他手上呢。我硬着头皮接过盒子，答应马上取钱给他。回到病房，看了一遍说明书，上面写着心脏病患者慎用。我的火一下子就冒上来了。那几天因为放疗的影响，妈妈心脏病发作抢救了好几次，刚刚度过危机。我按下火气，找到医生，挤出笑容，把说明书指给他看，问他这个副作用会不会影响我妈。他没说什么，把那个盒子收回到抽屉里去了。我宁可直接给他送钱，也不愿意用对妈妈有害的药。可到最后，真不知道用了多少无效甚至有害的药。无效无所谓，别害人啊。连护士我都时不时地送些小礼物，只希望她们能对妈妈多笑笑，在输液扎针时能细心点，找准血管让妈妈少遭点罪。有的护士，唉，要扎好多下才能找准，一下下地扎得我好心疼……点滴时我得小心盯着，怕输液管里进空气，怕回血，怕点滴速度太快妈妈吃不消，看瓶子快空时得赶快去找护士，她们忙，病人多，顾不过来，有时也不是忙，就是聊起天来，把点滴的病人给忘了。去找护士要掐准时间，太早了叫她们来，她们看瓶子里还有药就会不耐烦，太晚了又有危险。有两次我都急死了，她们正聊得到兴头上，我不敢催，还得陪着笑脸……你知道我以前最瞧不上行贿受贿，可在医院里，我能自然而然心甘情愿点头哈腰地去求他们接受我的礼物和红包。给了主任红包后，他明显不一样了。之前，几天都见不到他一面，之后他每天都会来看妈妈一眼，给她个大笑脸，说几句宽慰话。冲着那个笑脸，红包也值了……以前大家都说我娇气，在医院时才发现原来我也可以一下子适应艰苦环境。晚上睡在简易折叠椅上，放在妈妈床边，在医院门口买的，八十八块钱，看着单薄，其实挺结实的，用了几个月都没坏。夜里睡觉时把椅子背放低，脚前搭个小凳子。白天折起来，不占地方。椅子小，坐在上面不能动，更没法翻身。那几个月，我就出去过一天，去寺庙求佛烧香。你知道我不信佛的，可当时太绝望了，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我求佛祖保佑，只要让我妈度过这一关，我愿意一辈子吃斋念佛。看来我信佛的动机不纯，佛祖没理我。哦，我还离开过医院一次。大年三十那天我回家洗了个澡，其他时间都在医院里凑合着洗。我们那层女厕所里有两个喷头，每周一和周五下午两点到四点供应热水，靠不住，时断时续，有时完全是凉的。洗的人多，得去抢着洗。来美国后我习惯了天天洗澡，一天不洗就难受死了。可在医院里，觉得洗不上澡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臭不臭痒不痒都无所谓。能不能睡觉也无所谓……我就知道化疗没有用，反反复复纠结了好些天。医生说要用紫杉醇。我看资料，妈妈这种情况只能用紫杉醇，有效率不到10%，副作用很大。只有10%，到底要不要去冒险？我多么希望有人能告诉我妈妈会是在10%里还是在90%里。如果是10%，遭些罪也值啊。这个决定太难了。最后我还是让她做了，生怕错过一线希望。做完没几天我就后悔了，真不该做啊，她被折磨得……唉，我心里真是难受死了，你说我明知道概率那么小，为什么还要让她平白无故地多遭那么多罪？这是我做过的最后悔的决定……第二个疗程结束时，肺部阴影缩小了一大块，我乐坏了，以为奇迹出现了。可没到一个月就傻眼了。X光片上新添了一个白点，在另一个肺上。我拼命说服妈妈那个白点是她病号服上的纽扣。她说，对，肯定是纽扣，拍片子时没脱衣服，正好把衣襟拉到那个位置。她一边说一边用手来回拨弄那侧的衣襟和第二颗纽扣。我多么希望那个白点真的是纽扣啊，可我心里明白那不是。放疗快要结束了，可癌细胞还在转移，就像个绿眼睛毒蛇一样，时时瞪着我们，两个大绿眼睛真吓人，越来越绿，越来越凶。那天下午四点半拿到片子后，我一直端着片子窝在妈妈脚边发呆，时不时说一句‘是纽扣，肯定的’。她睡在床上，清醒时就接一句：‘是纽扣，肯定的’。晚上八点多夜班医生叫我去她办公室，我特别想跟她好好讨论一下片子上的纽扣，她宽容大度地笑笑说那不是纽扣，紧接着说她正在把她的论文翻译成英文，让我帮忙看一下。我脸上堆着笑，脑子完全不转。她一定对我的英文水平失望极了。她关心的是她的论文，而我满脑子想的是，完了，完了，没有希望了，再也没有希望了……”

电话里突然传来轻轻的啜泣声。我大为震惊，相识那么多年，我从未见他哭过。我的心一下子变得柔软起来。我感觉电话那端是一个能够感受到我的痛苦并为之而痛苦的人。那是凄冷黑夜里一抹温暖的亮光。那是亲人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