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给我闭嘴吧，就你吃得最多，连辣椒都不放过”，石岩笑道。

我看他们五个人都被辣得大汗淋漓，像刚淋过了雨。

“哎，咱说话得尊重事实啊，我反正不是第一个吃的，我也没看见是谁第一个吃的，李韬，你看见了吗？”李聪一脸严肃地说道。

“馒头呢？面包呢？油馍馍呢？是谁说要去教育超市买面包的？卧槽，我的面包在哪里呀？”

话音未落，熄灯了。

“都熄灯了，教育超市早关门了”，李聪嗫嚅道。

“大聪明，你真是个大聪明，你真是太聪明了！”石岩笑道。

“赶紧地，收拾收拾，洗漱上床，一会儿宿管大妈要来查寝了！”我们的室长姚金戈终于又发话了，我看到他一直在吃，一块儿接着一块儿的，根本没工夫像其他人一样一边吃着肉一边闲扯淡。

所以，我就说，姚金戈异常机智，要不然后来能当我们的老大么？

第二天上午，课间休息的时候，我们看到李聪左手捂着肚子、右手扶着屁股，弓着腰，步履蹒跚地从洗手间走了出来，表情非常痛苦。

“你怎么了？大聪明”，石岩笑着问道。

李聪抬头，眯着眼睛，摇晃着脑袋，扫视了一圈我们仨，艰难地说道：“辣得我屁眼儿疼，是真疼！”

我们仨立时笑得前仰后合，李韬笑道：“谁让你昨天晚上吃这么多辣椒，我看着都害怕！”

“这回改了，再也不敢了！”李聪可怜巴巴地说道：“来，韬儿，扶哥哥一把！”

中午吃饭的时候，李聪买了四个馒头，一口菜也没有打，我们几个议论，看来他真是伤得不轻。

我们初一年级一共有九门课程，分别是语文、数学、英语、历史、政治、生物、地理、体育和音乐。

我最喜欢上的课当然是体育，即便最近的几次体育课的内容只是站立、常规的热身运动、左右前后转、学做早操等，我依然觉得最有意思；每节课的有效上课时间大约只有20分钟，剩下的时间体育老师便让我们在操场自由活动，我们便如受惊的羊群一样四散开来。我那时还不像以后一样热爱体育活动，自由活动的时间，我会仰面躺在操场上绿草茂密的地带，望着天空，或闭上眼睛眯一觉，享受轻松、愉悦的时光。

我曾经跑到操场西南部的小树林，爬上过那棵最粗壮的老柳树，坐在最大的树杈上，摇晃着双脚，俯瞰着在操场上追逐的同学们，正在怡然自得，不知是谁向体育老师告发了我。体育老师一声哨响，我们紧急集合，我被点到名字而走出队列，面对着同学们站着，体育老师重申了不能爬树上墙的纪律，因为我违纪的原因，体育老师剥夺了所有同学自由活动的权利，并罚我围着操场跑了3圈，还做了20个俯卧撑。

这件事并没有让我感到羞耻，反而觉得挺有意思，在同学们的注视下跑圈、做俯卧撑，有种出了风头的得意；我也并没有对体育老师心生怨恨，因为我知道他是为了同学们好，爬树上墙毕竟有一定危险，他得对同学们的安全负责。

音乐课也很有意思，老师提着一个老式的录音机，播放教学磁带，先让我们听几遍要学的歌曲，再带着我们一句一句的跟着唱，最后从头到尾来一遍大合唱，那首新歌就算是学完了。最有意思的是音乐老师点播环节，指的是她随机指定某位同学站起来独唱。

我们的音乐老师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一年四季穿着拖地长裙，总是满脸堆笑，很陶醉在音乐中的样子，让我觉得很不真实。她指定同学站起来独唱，也很不按套路出牌，充满了随意性，并没有规律可循。说来也是，不然能叫“随机”指定吗？

但问题是，我经常被“随机”到。她有时接连点到几个同学，都是唱歌很好听的，比如我们的文艺委员刘婷婷，我暗自庆幸，并且放下心来，想着：看来她今天想听正常人唱歌，应该是点不到我了。谁知，下一个便“随机”到了我。

有时，她又会连续点到几个破锣嗓子或者极少唱在调上的几位，比如张海波，他是我们班公认的音乐细胞为0的人，先后点了好几个“张海波”站起来制造了成吨的噪音，我又暗自庆幸，再次放下心来，想着：除非这位老女人是个受虐狂，而且公然枉顾同学们的抗议，丝毫不顾及同学们的反对情绪，不然她不会再让我站起来丢人现眼的。我的嘴角闪过一丝邪魅的坏笑，还没回过神来，便听到她说：“那谁？来，你来唱一遍，看你笑得这么开心。”

教室里立刻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哄笑声。“那谁”指的肯定是我。我们的那位英语老师记性不好，总是叫不上我们绝大多数同学的名字，除了刘婷婷、王双双等几位未来的歌唱家之外。我总怀疑她是明知道我的名字是丁小新，却总是故意叫我“那谁”。

我又不幸被点到，只好硬着头皮在同学们亢奋的注视中缓缓站起身来，友好地向大家挥一挥衣袖：

“大家好，我是丁小新，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首《沂蒙山小调》，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许多年后，我才知道，“黑红”也是一种“红”，“黑粉”也是“粉”。那年初一，我们全班同学都是我的黑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