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三出事的时候我正进入了紧张备考阶段，所以家里发生的事我一点都不知道。

考试罢回家，觉得天空特别蓝风特别爽，蝉鸣鸟啼，花香扑鼻，老远就大声喊：妈，我回来了!蓓蓓，福娃，姑姑回来了！

搁在以往，两个小侄侄一定会跟着声音飞出来，一边手舞足蹈地叫着：姑姑回来了，姑姑回来了！姑姑，姑姑，我要姑姑！一边蹦着往我身上扑。

奇怪的是今天家里特别安静，我都把嗓子喊哑了，母亲才端着簸箕探出头来，神情憔悴，两眼红肿。

我刚问了声：妈，你怎么那，福娃他们呢？

母亲的眼泪便如决堤的洪水奔涌而出，她一膝盖跪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

我刚刚还兴高采烈的心，一下子沉入谷底。

母亲泣不成声地告诉我李三被抓了，王金莲带着两个孩子进城了，住在大姐家。

1989年7月1日的李家当，跟往日并没有什么两样，早晨五六点钟的太阳还是那么毒，没有一丝风，村子里鸡鸣狗叫一片祥和。

王金莲做好早饭，扯着嗓子将在菜园挖田的李三喊回来吃早饭，扛着铁锹的李三浑身上下已经跟水鸭子一样湿漉漉的了。

吃罢饭，王金莲找了件干净衬衣给李三换上，李三爱怜的摸了下两个孩子的头，吩咐他们在家一定要帮妈妈干活后，就一如既往地骑着他的飞鸽牌自行车哼着不成调的歌去建筑队上班去了。

王金莲收拾好碗筷，提着篮子带着一双儿女趁着太阳还不是太烈，一路嘻嘻哈哈的到自家包谷地里去搬包谷。

孩子闹腾，在包谷地里疯打追逐，突然，福娃被什么东西绊倒了，哇哇哇大哭起来，大女儿蓓蓓则尖叫着边跑边喊：妈妈，有鬼，妈妈，有鬼！

王金莲丢了篮子跑过去看时，见被绊倒的福娃旁边躺着一个女人，女人头发凌乱，浑身是血，看上去就像一个女鬼。

王金莲什么时候见过这等场面，早吓得两腿发软了，但为母侧刚，她颤颤巍巍的走过去，一把将福娃抱过来，也不敢看女人，惊慌失措地拉着蓓蓓一口气跑回去，找到公公婆婆，浑身颤抖，语无伦次地将看到的告诉他们。

那年头还没有手机，但因为父亲是会计，所以村里专门给我家里装了个电话，父亲立即给村主任打电话，然后又给派出所打电话。

我后来一直想，如果父亲当时知道这起杀人案会和他儿子李三扯上关系时，他还会不会给警察打电话？如果他知道人真是他儿子李三杀的话，他会不会和母亲一起毁尸灭迹呢？

虽然没问，但我心里是有答案的，我知道他即使知道是他儿子做的，他也会大义灭亲，绝不姑息包庇。

记得有一年天干，队里藕塘里的水都干了，很多人都提着篮子去挖藕，大姐也带着我们去挖，几个姐姐费劲巴拉地挖了一篮子藕回来，没想到父亲不仅不表扬我们，相反还狠狠地把大姐骂了一顿，说藕是公家的，公家的东西不能占为私有。大姐哭着说，别人不都挖了吗，又不是只有我们一家挖。父亲说别人是别人，他管不着，但他是共产党员，他不能带头让自己孩子犯错。然后便大义灭亲，亲自带着大姐把那篮子藕送到了队长家里并让大姐向队长认错误。

我那时候还小，还在穿开档裤，当时只知道哭，什么都不会，长大一点我一直在想，那篮子藕队长是给队里了呢还是自己吃了呢？我家那时候可是穷得吃顿藕都跟过年一样啊！

参加工作后，我总是死脑筋，把领导的什么话都当真，什么事都追求公平公正，说好听点是正直实在，说难听点是呆板，不圆滑，用王金莲的话说就是“死眼子”，我知道我的这些缺点都是父亲言传身教以身示范的结果。

闲话少说，还是言归正传。

父亲打电话叫来村干部和派出所民警，警察队长围着包谷田转了几圈，然后严肃的问：这是谁的田？

我父亲说这是我儿子李三的田。

队长又问：李三呢？

我父亲回：李三在建筑队里上班。

队长手一挥说：走，到建筑队去找李三去。

我父亲说：李三他早晨走得早，他不知道，是我媳妇搬包谷时发现的。

队长说：知道不知道，审了不就知道了。再说你怎么知道他不知道呢？你每天都跟着他吗？他杀人了还跟你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