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清楚地记得那天米娅（Mia），中文名艳丽给山顶上那个豪宅打扫卫生回来，先生约翰（John）到公车站去接她时那个不同寻常的镜头。这个镜头如同文章的一个段落、跑道的一个转折，这个镜头是他们生命流程上一道深刻的痕迹。

他们来美国晚了，没有赶上“六四绿卡”，也没有奖学金。他们俩靠打黑工支付房钱、汽车保险和汽油、学费书费及生活费，生活压力很重，本来想在美国生孩子，让家里有一个理所当然的公民，却因为米娅不打工的话难以维持生活而放弃了。

来美国七年了，除了读书就是打工，几乎没有休息日。先生约翰从自费研究生读起，拿了硕士再读博士，一边读书一边到餐馆干活。读博士的时候，拿到了研究经费，帮助导师做实验，但是，钱少得可怜，米娅必须出去干活。这几年的生活就像机器有规则地运转，毫无生气。这是他们来美国之前没有想到的。其实，从物质上来说，他们并不是过得很差，每个月略有节余，还经常给国内寄钱。但是，就是看不到光明，被半死半活地拖着，不知道出路在哪里。

这一切都因为一个偶然的发现而被改变了。

约翰清楚地记得那天米娅（Mia）给山顶上那个豪宅打扫卫生回来，约翰公车站去接她时那个不同寻常的镜头。这个镜头如同文章的一个段落、跑道的一个转折，这个镜头是他们生命的流程上一道深刻的痕迹。不过，这都是后来的认识。

他们租用的房子离我读书的学校不远，地处偏僻，到车站大概要走半个小时。一般情况下，约翰需要驾车到学校去上课，米娅出门是走着去的。当时她在那个豪华住宅区有四家打扫卫生的活儿，每星期去四天，每小时十美元，拿现金，不要报税，把我们家的房钱赚来了。

夏华、高坤的房子在半山腰上，车站在山脚下。山路如羊肠般弯曲，基本是盘旋而下并不难走。道路不宽畅，边缘紧连着住房的草坪或者花圃，没有人行道。两侧的民房错落有致，最高不超过三层楼，以平房居多。高坤一早就出门了，常在我上学之前。所以我们基本一天不在家，晚上回来。所以家里事务大多交给保姆米娅去打理。

回来的时候，约翰开车去接她。打扫大房子，一天干下来很累，往山上走更累。

约翰其实非常不愿意到车站去接她。不知道什么原因，约翰对于工业化的庞然大物总是心存恐惧。他讨厌那黑黄交织的柴油公车，车身特大，声音特响，轰隆隆开过来很霸道的样子。当它出现的时候，周围的树木房屋好像都纷纷后退，给它让道。靠站刹车的时候，约翰好像听到了它的冷笑。

通常是，门一开，第一个下来的就是米娅。车上乘客很少，乘车的都是穷人，有时候只有米娅一个人下车。她那娇小的身材和巨大的黑眼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我的眼睛里，她就像巨人口中的一粒葵花子的壳儿，“呸”的一声被吐了出来。所以，每当她的脚小心翼翼地踏着台阶一步步下来，约翰的心就开始抽紧，很怕她下车的速度不够快而被关起来的车门夹着了。

米娅干的是脏活，干活穿的衣服不讲装饰，脸上也不涂胭脂口红。我对她的装束没有什么印象，好像上身总是黑色的，脏了不容易让人看见。下面一条牛仔裤，脚上穿白色的旅游鞋。她长得并不漂亮，扁扁的圆脸，细小的眼睛，小鼻子小嘴巴，反正什么都小。我当时看中她，主要也因为她很小巧。我并不矮，身高一米七八，但是，看到大的东西要害怕，包括大个子的女人。小女人在我谈恋爱的时候已经不很多了，米娅一进入我的视线，就被逮着了。

在我原来的想象中这样的女人生来应该被疼爱的。可惜我们结婚不久来美留学，为了支持约翰读书，她简直像个乡下女人一样干起了粗活。好在米娅从来不抱怨，为了一个比自己能干而且英俊的丈夫付出，对她来说是心甘情愿的事情。每当约翰向她表示歉意的时候，她总是抿着薄薄的嘴唇笑着说，会过去的，把学位读出来就好了。

那是一个春天的下午，连续几天的阴雨终于停了下来。天空像洗过了似的，万里无云，蓝得透明。开车下山，路两旁的植物都从冬眠中苏醒，转为斑斑驳驳的彩色。各家门前的草坪一块连着一块，好像绿绒绒水灵灵的长地毯，一直铺到山脚下。在转弯的时候，迎面突然出现一片粉红色的桃树和樱花树，像一群美女似地跳入我的眼帘。这些景色都储存在记忆的镜头里，现在想来，都是象征性的天然符号，而我在当时却没有引起特别的重视。

约翰去接她的时候，我的学位已经读出一年多了，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能留在学校里当博士后。所谓合适的工作不仅指人尽其才，还包含了解决身份办绿卡的问题。约翰们为此天天发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