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对于老皇帝而言，朱高爔泄露的天机，过于刺激，需要时间好好消化一下。

或者，老皇帝想找黄子澄和朱允炆深入地谈一谈，以验证朱高爔所言的真伪。

总之，黄亮来偏殿告知二人下午自由活动的时候，朱高爔并不意外。

虽然朱允炆对老皇帝恭敬孝顺，但是实际上，对于老皇帝的很多做法和理念，朱允炆并不认同。

比如，朱允炆认为老皇帝颁布的某些律令法典过于严苛，不仅在老皇帝生前敦修改七十三款苛重的律条，即位后还禁止有司审案时依据老皇帝在世时发布的大诰和榜文，事实上否定了老皇帝的指令。

再比如，老皇帝在位期间对苏松嘉湖四府课以重税，朱允炆登基后下令江浙行省按每亩田地一石粮食的统一标准征收赋税。

事实上，从南宋时起，江南的经济就比北方发达，到了元朝，差距进一步加大，已经难以追平。

尤其是江浙行省，财赋居天下十七，每年上缴税粮近四百五十万但，约占元朝岁入税粮总数的十分之四，而税收金、银，则大概达到半数。

因此当时流传一种说法，“国家经费，独仰于东南而已”。

在江浙行省，特别是浙西地区最为富庶，土壤肥沃，物产富饶。

元朝末年，群雄逐鹿，论财富莫如士诚。

张士诚占据着浙西地区，逐渐丧失斗志，极尽享乐，与当地豪绅勾结在一起，大肆兼并土地；与此同时，不断提高赋税，仅苏州一地，每年的赋税就从元仁宗时期的八十余万石增加到一百万石。

后来，朱元璋灭掉张士诚后，将张士诚政权名下的田产悉数收为官田。

而官田历来赋税较重，是江浙重赋的重要症结所在，然而并非根本原因。

实际上，江浙重赋的存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

江浙赋税不断加重，是从元朝和张士诚时期就已经存在的现象，而朱元璋则继承了这一历史趋势。

江浙地区的赋税是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加重的，大体而言，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并未导致当地经济不堪负荷而崩溃。

这里富庶的农家经营，在农具、耕牛、粮食种子、水利设施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优势，农业生产水平高，平均产出数量远多于北方地区。

按产出数的一定比例征税，而不是教条地根据土地亩数征收，显然更适应朝廷当时的财政需求。

当然，地方官府应向当地的贫苦百姓、流民伸出援手，加以救济。

朱高爔理清思路后，准备在合适的时机向老皇帝提及此事。

既然朱允炆在内心深处并不理解老皇帝的做法，一旦老皇帝仔细询问，难免将会露出破绽。

多想无益，走一步看一步，见招拆招吧。

朱高爔打算去吴王府一趟，带着张辅挑选一处院落，并熟悉那里的环境。

宫内生活多有不便，张辅在宫外得有一个落脚的地方，王府内单独的小院能极大提升舒适度。

朱有燉和徐妙锦这俩保镖形影不离地跟着，朱高爔觉得倍有面儿。

刚进王府，就看见朱高煦热情过度地迎出来。

为了避免他到外面闲逛、口无遮拦、惹是生非，老皇帝特地下旨不准他离开王府。

这两天，他快被憋疯了。

“你们可算来了，再不来，我整个人就完犊子了”，朱高煦呲牙咧嘴地乐开了花。

“那两个人一个比一个无趣，整天就知道举着本书，开口就是之乎者也，搞得我脑仁疼”。

朱高煦说的谢缙和尹昌隆。

“不是还有观老将军？”

朱高爔记不住观童的蒙古姓氏，简而化之地这样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