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里姊妹三个，姐姐是1965年，哥哥是1968年，我是1971年。三年一个孩子，好像都是按照计划进行的，挺有规律。在那时候的农村家庭，我家的孩子算是少的。很多家庭大都是五六个孩子，然后起的名字叫“荣”、“华”、“富”、“贵”，或者“金”、“银”、“财”、“宝”的都很多。我有个同学，自己亲兄弟加上亲堂兄弟总共七个人，按照出生的顺序，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分别是“文”、“武”、“双”、“全”、“保”、“中”“心”。我这个同学就叫立保，成年后当兵又因为婚姻受挫得了抑郁症，后来不幸轻生了，让我唏嘘很久。我在以前的章节中讲过他。但我们的名字都是我妈妈起的，妈妈虽然没有文化，却特别喜欢给大家起名字。我姐姐叫志聪，哥哥叫志明，合起来就是聪明。但聪和葱同音，姐姐长大后嫌土，自己改叫马洁，但身份证上却又叫马聪。在社会上，大家只知道她叫马洁，不知道她叫马聪。哥哥更是离谱，长大后，竟然把自己的名字改成石磊，跟我们的姓以及妈妈的姓都没有关系，可以说是毫无来由。如果放到现在，按照民法典的规定，“自然人享有姓名权，有权依法决定、使用、变更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姓名，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民法典还规定，自然人应当随父姓或者母姓，也可以选取直系长辈血亲、法定抚养人之外的抚养人、以及不违背公序良俗的其他正当理由的姓。哥哥把自己的名字改成石磊显然都不符合这些情形。如果是现在，可能就会因为违背公序良俗而上不上户口。但正是由于民法典对公民的姓名自由有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哥哥以后如果想把名字再改回去，问题也是不大的。我中专时的一个同学，中考时用别人的学籍，名叫克申，但工作后就又改回原名，叫金科了。
哥哥两三岁的时候就显得与众不同。当时，他讲话舌头有点秃，却又天真烂漫，甚至泼皮胆大，常常讲出让大人们哈哈大笑的话来。比如我爸爸有个朋友郭中井最喜欢逗我哥哥玩，一次，他问我哥哥：“马明呀（哥哥小名）我们今天想到你家吃饭，你可同意呀？”哥哥说：“你要不是亲戚不同意，要是亲戚就同意。你要是亲戚，我拽住你尾巴，把你拽进来”。把一众乡亲们笑的东倒西歪。哥哥说拽尾巴的来由，就更搞笑了。那时候，生产队的庄稼都要人看，防止猪啊，鸡啊去糟蹋。有时爸妈就让哥哥看一下。哥哥一看到家里的猪要往庄稼地跑了，就拽住猪的尾巴，硬生生的把小猪给拽了回来。那时候，我家北边住着我本家一个老太（相当于曾祖母），哥哥每天早上敲老太太家门，给她送芋头吃。当时我妈妈快生我了，老太就逗我哥：“马明，你妈妈又要生小蛋了吧？”哥哥说“是的，但我们不要了，送给老太”。等到我生下来，哥哥又去给老太报喜：“老太，老太，我妈生小蛋了”。老太说：“那说好了，小蛋送给我养了哦”。哥哥说：“不干了，小蛋妈妈要留着了”。有段时间，妈妈带着姐姐和不满周岁的我住在外公家，但中间因为家里一个亲戚要找我妈有事，我爸就让哥哥带着这个亲戚找到外公家。到了外公家，邻居们就逗他：“马明啊，你妈妈不在家，你爸爸可给你咔咔（俗语，是肉的意思）吃？”哥哥说：“自拔子（土语，男性生殖器）咔咔，四天吃八顿稀饭，还咔咔！”把大家逗的哈哈大笑。哥哥五岁的时候，家里喂了五只老鸭，因为家门口是生产队的庄稼，不能放鸭，我爸就让哥哥就跟着我小姑姥家的儿子二黑到有河有塘的其他生产队去放。小姑姥家当时有十几只鸭子。二黑就带着我哥，赶着鸭子到处跑。他天天带着我哥散扯，教会我哥很多俚语、俗语。但在外面的生活很苦，有时候好多天不回来，不仅吃喝没保障，晚上睡觉也只能借宿。风餐露宿让哥哥的手和脚都皴开了许多血口子。二黑还嫌他不听话，经常把他揍的鼻青脸肿。后来远方的亲戚反馈消息，说不能再让小孩去放鸭了。在我妈妈的强烈干涉下，爸爸终于忍痛割爱，卖了五只老鸭。哥哥终于又能回来带我玩了。
因为姐姐比我大六岁，我小时候她带我玩的少。她从潜山小学毕业了，我还没上学。我印象中，在她小学快毕业的时候，我跟着妈妈去看过她，当时他们都是红小兵，正在学校后面的空地上练投弹。还有一次，姐姐和我一个堂姐在全校表演跳红小兵舞，我跟着村庄里的大人去观看过。而哥哥只比我大三岁，我习惯跟着他的后面，做他的跟屁虫。哥哥有时放牛会带着我，我们两个一起骑着大水牛，快乐无比。我们经常在夏天的中午，赤脚踩着滚烫的地面，到水库，到池塘去洗澡。也经常在晚上，跟全村庄的小伙伴一起，到刘老圩子去看露天电影。但哥哥有个毛病，不喜欢看电影的时候吃西瓜。大概他觉得当众吃西瓜，影响形象，丢人。他不吃西瓜，我自然也没得吃，但也无可奈何。因为都是孩子，我们两个也都皮，经常在一起打闹。记得有一次，在家门口的烂泥田旁边，他要背我，也让我背他。但轮到我背的时候，我背不动，两个人一头扎进烂泥田里，像泥猴一样。回家后，妈妈看到我俩差点笑岔了气，责令我俩把衣服全脱光，光屁股洗澡。还有一次，大年三十上午，我俩趁爸爸出门，在家里堂屋抱着摔跤，结果不小心撞上了桌子，把家里唯一的开水瓶给打破了。爸爸回来后，把我俩罚跪在地上，用棍子抽，打的我俩后背和屁股上都是伤痕。但哥哥更多的时候，像个学生意见领袖，在上学的田埂上，他总是能滔滔不绝的吹牛，而我们一帮小孩，只能默默地跟在他后面，洗耳恭听。我后来也有一点这个特点，大概因为，我和哥哥的见识超过一般的小孩吧。我小学考初中时考了全乡第一，哥哥后来说他也是第一，虽然我一直将信将疑，但我对哥哥的能力还是很信服的。哥哥的口才，以及他那种豪放洒脱的个性，也让他赢得了许多同学的友情和爱戴。
哥哥上初中后，因为他早出晚归，我和他接触的就少了。可以说，那两年我对他的记忆等于是空白的。我小学考初中那年，哥哥上初三。我记得参加小升初考试的时候，还跑到哥哥的教室，找他借了圆规和尺子。哥哥一上初三，不仅住校，而且学习异常紧张，他还在井王中学的初三复读了两年。他复读的时候，我上初一、初二，经常给他送菜，因为他常常在周末也不回家一趟。那时候送的菜都是家里做的小菜，有时用搪瓷缸装，有时用玻璃瓶装。我给他送菜的时候，就经常见到一教室的大哥哥、大姐姐们，都在埋头学习，黑压压的一片。有时送点荤菜，哥哥就和同学一起分享。虽然哥哥的成绩也很优异，但那时候的中考太卷了，竞争异常激烈。所以，哥哥连考了三年，也没考上。86年，我上初三，哥哥到枣树岭中学去复读。因为哥哥复读了三年，所以他的同学众多。他的好多同学后来还变成我的同学。多少年后，哥哥在广东就业安家，但是他的这一帮在省会的同学却都和我保持着联系，他们有的也是我的同学，有的把我看成兄弟。87年的中考，我因为冻疮休学没参加，但哥哥终于考上了中专。他虽然考的是自费，报的省会经济管理学校乡镇企业管理专业，当时每年学费500元。但爸爸经过反复思考，最后还是咬咬牙同意了。那时候家里都穷，500元学费还是一笔巨大的负担。
但让我爸爸没想到的是，哥哥上了中专后，如鱼得水，开始混社会了。他不仅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石磊，还处了一大帮同学朋友，还跟双岗一些混社会的人相互认识。幸好那时候爸爸在老家，离他比较远，不了解情况，否则要被他气的吐血。哥哥身体好，力气大，当时他的后背宽宽正正，就像一块菜板一样。哥哥也是学校的标枪冠军和羽毛球冠军。加上他口才好，又喜欢写诗，在学校里被称为“石大侠”。我的文学爱好，除了受到了外公的影响，也受到了哥哥很大的影响。他经常带一些诗选和小说回家，比如普希金的，屠格列夫的等等。哥哥不恋家，有一种狂放不羁的个性。其实，他的这种个性，在枣树岭初中复读的时候就能看出来了。因为那时候，他很少回家，除了寒假没地方去，他都基本在学校里呆着。偶尔回来，也是眉飞色舞的吹他在学校里的风流韵事。他喜欢跟一些女生开玩笑，嘻嘻哈哈，妙语如珠，大家处的像兄弟姐妹一样。他在枣树岭中学复读，班上有几个优秀同学的名字，经常被他跟我在家里念叨，所以，那时候，我就记住了任继树，吕中国，李树山这样的名字。哥哥的个性，通过他在枣树岭中学的毕业照都可以看出。那张照片上，他的头发留的老长，脸上是羁傲不逊的表情。
哥哥在中专三年级后，竟然和同学一起，瞎捯饬生意来。一次竟然把家里给他的学费给亏掉了，导致学校迟迟收不到学费。我哥哥跟学校说家里困难，没钱交学费，学校领导就亲自到我们老家村庄来调查。那次调查，我家二伯父和堂大伯不给力，说我家并不困难。所以学校领导下最后通牒，要么马上交学费，要么退学。爸爸焦急万分，到处借钱，终于把哥哥的这个窟窿给补上了。88年，我也考上了中专。我们两个，一个在省会上，一个在苏州上。除了第一次到苏州上学是姐夫送我到学校外，后面每次开学，大都是哥哥帮我买火车票，以及送我上车。那时候，省会到苏州就一趟火车，早上开，晚上到。我们老家离省会又远，只有头天晚上在合肥住，第二天才方便坐火车。从苏州回来也是一样，必须要在合肥借宿一晚，第二天才方便回老家。所以开学或者放假的时候，我要么到哥哥的学校去住一晚，要么他就带我住他在省会的同学家里。他有个同学叫李伊军，很讲义气，李伊军的父亲在淮南路一个单位的宿舍有不少房子，哥哥带我在他家至少住了不下三次。中专四年，我还在一个女同学启敏的大伯家住过几晚，她大伯家住省会南七一个单位的宿舍，平房。当时，省会的火车站在明光路，明光路上也有不少店铺。哥哥有一次送我上学的时候，花了三十块钱给我买了一双三接头的皮鞋。那双皮鞋，我在苏州穿了两三年。后来鞋跟断裂，没办法再穿了，我才将其扔掉。我和哥哥也经常通信。那时候，写信，是一种非常普遍的通信和交谊方式。在苏州上学的我，曾在一天之内收到过七封信，满满的获得感和成就感。我的性格可能也受到了哥哥的一些影响，在苏州四年，我剃过一次光头，烫过两次卷发。喜欢穿着文化衫，沙滩裤，背着大红的背包。虽然家里面穷，但这些行头却不要多少钱。有一次放暑假，姐姐和哥哥一起到明光路火车站接我。当我随着旅客一起走出车站，站在台阶下的哥哥差点没认出我。我光着头，背着一只红包和一把吉他，本来个子就高，在人群中显得十分显眼。但却跟他印象中的形象差异太大了。我一时还没习惯改成乡音土话，竟然用普通话喊：“姐，哥，我在这”！这让我哥觉得十分的好笑，在后来的N次，他都对我进行了嘲笑。
因为哥哥在经管学校上学，为了住宿方便，我经常开学或者放假的时候，到他那去一趟。哥哥总是带我到饭店吃饭，很少吃食堂里的饭。91年哥哥毕业了，但我到苏州上学还要从从省会中转，哥哥就安排比他晚一级的师弟照顾我，让我到学校去找他们。哥哥在省会经管学校时，还有两个关系比较好的师妹，令桂和贤秀。两个师妹一个柳絮才高，一个活泼可爱，都是秀外慧中，巾帼不让须眉。令桂还是学校芦笛诗会的会长。哥哥曾经带着我，在经管学校夏天的操场上，跟两个师妹吹牛。看他们吹牛，就像辩论赛一样，话里都藏着机锋，互不相让，斗的不亦乐乎。人生很是奇妙，哥哥的这两个师妹，后来竟然成了我一辈子的朋友，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因为都喜欢诗，我们后来又认识了令桂的叔叔，祥宏，一个农民诗人。我和哥哥在暑假时，曾经一起从姐姐家赶到高牛白露寺村，去拜访令桂和她的叔叔祥宏。令桂家的房子和祥宏的房子是前后屋，都是土屋。令桂的两个弟弟，一个叫令州，一个叫令县，可能也是她爸爸特意起的名字。令县很好玩，才五岁，光着屁股在外面放鹅，看到我们去，十分亲热。祥宏热情洋溢，虽然字写的歪歪扭扭，但家里的土墙上，都贴满了他手写的诗。祥宏执着的邀请我们晚上住下来，一起谈诗论道。令桂还把高牛另外一个叫令贵的，也是省会经管学校的学生，叫了过来。我们四个男人，就在祥宏家破旧的木床上，吹了一晚上的牛。那时候的令贵，让我觉得真美。不知道哥哥对她可有想法，我是把想法深深的埋在了心里。我还记得92年的暑假，我和哥哥在高牛的姐姐家门口，突然看到载着令桂的三轮车从我们面前开了过去，令桂也看到了我们，向我们挥手，但三轮车并没有停下来。那真是惊鸿一瞥的感觉。不过，所有的想法，都随着后来的毕业分配，随着大家走上不同的职业和人生道路，烟消云散了。
我和哥哥中专毕业后，工作分配的都不好。哥哥先我一年，分配到了县商业局下面的高牛食品站。在区食品站工作了一年多后，又分到下面的场镇乡食品站。食品站，放在市里，应该叫肉联厂，在农村，就是收购生猪并且屠宰出卖的地方。虽然也是国营单位，但渐渐的就被市场冲击的难以为继了。哥哥在场镇食品站当头，但一个是当时的市场不好，一个是哥哥的管理也有问题，总之，就是比较困难。后来，食品站的几个职工都是各自做生意，但比个体户稍微方便的是，他们有公家的住房，还有公家的门面。我那时候已经毕业了，分配在工程公司。工程间休或者没活干的时候，我就经常到场镇去。哥哥就约站里的几个职工和我一起吃饭喝酒，吃饭时，他们总是在讨论单位或者行业里的种种矛盾，我也不懂，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们当年到底在讨论啥。我有时也跟着哥哥到乡下去看生猪，有时看他们在车间里屠宰生猪。他们宰猪的时候，总是把公猪的生殖器割下来，然后扔到墙上。在那个大约三百平方的车间里，四面墙壁上都沾满了公猪的生殖器。有的都已经很多年了，干巴巴发黑了。现在想想，如果不是因为生活所迫，一个国家干部，怎么愿意去干这些事情呢。哥哥后来学会了宰猪，也学会了卖肉。我甚至都帮他卖过猪血。毕业分配，真的对一个人的一生，太太重要了。哥哥的那两个师妹，令桂和贤秀，92年毕业后，都分到了证券公司，令桂还被公司委派到了深圳。一个是大城市，顶尖金融行业，一个是小乡镇，倒板子国企，二者真有天壤之别。所以哥哥后来，跟这两个师妹，也不怎么联系了。因为，这中间的鸿沟，实在难以跨越。特别是后来，哥哥又认识了我嫂子，在农村的小街道上安家生子，生活的圈子和工作的范围越来越窄。但我哥哥一开始对我爸爸吹牛吹的很凶，说会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雄心壮志，海阔天空。那种信心，把我爸爸都感染了，不由自主的就相信了。没想到后来，哥哥却越干越差，让我爸爸懊恼万分，又痛惜不已。
因为单位不景气，哥哥后来就自己做生意，一开始从农村收购稻子、油菜籽等进行贩卖，后又在省会中菜市承包摊点卖猪肉。但哥哥不知道是因为性格原因，还是他学经济管理学邪了门了，他连基本的做生意的常识他都没做到位。不知道多少人跟他打了借条，欠条，可是这些条子上，有的没写日期，有的连名字都写错。后来再去要账，好多人都不认。哥哥借公家的钱做生意，却都漏在这些洞里了。还有，他收购粮食的时候，因为一时不能支付现金，就和农户约定了错误的风险承担方式。约定后期支付最低按收购当时市价，后期粮价涨，按涨的价格给，后期粮价跌，也不低于收购当时市价。谁知道因为没有及时卖出去，后期粮价真的跌了。但也必须按照收购时市价支付给农户。这样一来，就亏大了。加上收购时又没把好关，缺斤少两，掺灰的比比皆是。嫂子家虽然住在街道上，但一大帮穷亲戚，哥哥还得要照顾。哥哥是个爱面子的人。但是他把好的面子留在外面，却把破烂不堪的里子留给自己默默承受。后来他实在承受不了的时候，就让爸爸从我们老家给他借钱。爸爸心痛的不得了，但为了自己的儿子，也只好忍气吞声到处去为他借钱。哥哥后来形成了恶性循环，啥事也不跟我们讲，甚至连和他住一起的岳父岳母也不讲。他如果跟我们讲，大家帮他出出点子，出谋划策，可能要好很多。他每次都武断地去做一些决定，每次都铩羽而归。失败，让他把自己又更紧的包裹了起来。但现实是躲藏不了的，生意不断失败的后果像一座座大山，向他，向我们家庭压过来。那几年，公家催还钱，私人要账，基本上是每天的主旋律。家庭也鸡飞狗跳。我甚至在年三十的时候和嫂子一家吵了一架，因为我认为嫂子不能干，什么都不懂，帮不了哥哥，所以才造成了他负债累累的现状。嫂子气的把碗都摔了。其实，真的不能怪嫂子。因为哥哥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都没有和嫂子商量。嫂子后来却不离不弃，一点一点帮哥哥还账。甚至打麻将赢的一些钱，都还给了要账的人。我家嫂子自小娇生惯养，缺少社会经验，知识方面也缺乏，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我那时候，虽然在蚌埠工作，但也好多次的跟哥哥谈心。我跟哥哥说，场镇这个地方，基本就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经济差，人懒，民风好赌，社会闲杂人员多。你要么和当地沆瀣一气，和一个叫大强的混混头子绑在一条船上干，要么向上找一个靠山。否则，任凭你如何兢兢业业，如何辛苦和勤恳，勤劳致富的可能性基本为零。如果没有野心还好，就过普普通通的人的日子。但哥哥又是个有野心的人，但又不愿意同流合污，管理方面又那么多的漏洞，可以说是志大才空。那么，你留在场镇的结局就只能是头破血流，负债累累。我那时候，劝过哥哥两个方案。一个是想办法调到高牛去，树挪死，人挪活。另外一个，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辞职不干，南下。南方，那是一片热土，开放包容，相对公平，欢迎有能力，能吃苦的人。哥哥毕竟是个有文凭的人，也有一定的企业管理经验，到南方去肯定要比本地强。但哥哥始终犹豫，迟迟下不了决心。哥哥下不了决心的原因也跟爸爸有关。爸爸说，花了那么多钱读书，好不容易到了公家单位。现在如果辞职不干了，那么读书考学又有什么用呢？哥哥下不了决心另外一个原因，可能也是贪恋小家庭的温暖。在场镇，虽然生意做的不好，但毕竟还能老婆孩子热炕头。岳父岳母也等于住在一起，能相互照应。一旦辞职到南方去打工，不仅意味着工作上一切要从零开始，生活上无人照应，还要抛妻弃子，承受两地相思之苦。
哥哥在场镇大概工作、生活了有八、九年左右。在这段时间，我们一家人去了无数次。那时候，从官亭油坊铺到场镇的路是土路，一路上坑坑洼洼。我如果从家到场镇，先要坐车到官亭，然后再坐三轮车到油坊铺，再在油坊铺坐三轮车到场镇。碰到天晚了，油坊铺没有三轮车了，我就只有步走将近十里路到场镇。有段时间，我还让妈妈在场镇摆摊子卖小商品。我从蚌埠二马路，省会城隍庙，甚至跑到芜湖去帮她进货。当时，我记得小孩玩的塑料小汽车最好卖，一个春节卖了几百辆。我上班的最初四年是在工程公司做电力工，干了两年，休了两年。干工程时还有间休。所以，只要有空，我就到场镇去，在我哥那住上几天。我目睹了无数次场镇街道赶集的热闹场面，也目睹了无数次场镇街的黄昏落日和漆黑夜晚。嫂子家其实是场镇街道最好的市口，向东正对着街道，南边，北边，西边还都有路，可谓是所有的赶集人的必经之地。但嫂子家不再做生意了，嫂子的弟弟洪斌安大大专毕业后不久，就到广东去打工了。哥哥的岳母和岳父也是意见不合。家里只开了个小旅馆，偶尔有外地的人住上一晚，记得每晚好像是十块钱。但嫂子家常年累月热闹非凡，是所有爱打麻将的人的聚集之地。一般平时，都开着两桌麻将。可怜我的哥哥，吃喝嫖赌不沾，也不打麻将，正正经经的一个人，却因为做生意亏的一塌糊涂。去的多了，场镇街道上的许多人都认识我。食品站的一个职工刘平和我最熟。刘平皮肤黝黑，却异常聪明，能言善道，善解人意。他还热心的张罗要为我介绍女朋友。哥嫂有时也开玩笑帮我张罗。我常常在想，为什么我这辈子这么闲散，从来就不像别人那样一直忙于工作，或者娶妻生子，成家立业连轴转呢？我这一辈子一直都好像是边缘化的一个人，从来没有为一个真正的事业去忙个不停，也从来没有成为耀眼的主角。当然，参加法律自学考试，以及后来参加法考，算是我最专心致志的几年。在报纸上开栏目，曾让我一度高光，但依然算不上单位的栋梁。在那个时候，我正是因为闲散，光杆一个人来去自由，工作也不连贯有大量的休息时间，所以，才和我哥工作的场镇结下了那么多的缘份。然而，光阴荏苒，岁月无情，随着后来的世事变化，场镇，我却鲜有光顾了。我哥，也即将离开场镇，到南方去开启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