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家可以说，我们已经在作者这一栏标注了房公子的名字啊，怎么能说是抄袭呢？

让人家赔偿经济损失吗？

老爹房玄龄的脸往哪里放？

之前写书，开酒楼，这些行为虽然特立独行了一些，但是还可以用年少轻狂来解释。

大庭广众之下，丞相之子和人家对簿公堂，只为了区区几个阿堵物，那性质完全是不一样的。

人家只会说房遗直掉进了钱眼里，说老爹房玄龄管教无方，甚至还会说有其父必有其子之类诛心的话。

这个和现代人完全是不一样的。

要是现代某作者发现有人抄袭，状告某人，要求赔偿，大家都会觉得作者是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都会站在作者这边。但是在这个时代来看，你房遗直一个丞相之子，要人家赔偿钱财，未免吃相太难看了。

这个倒不是说现代人爱钱，古代人就高风亮节。

而是所处的时代不一样，人们的思维想法也不一样。

说不上谁对谁错。

只能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色。

就比如说唐朝法律，七岁以上的人，若是犯了法，最高可判死刑！

后世朝代大多延续唐朝的律法。

就比如说乾隆年间的九岁孩童杀人案，这件案子发生于乾隆四十四年四月二十日，春末夏初。

四川绵阳盐亭县，三个村童如往常一般相约放羊。他们是九岁的刘縻子、八岁的李子相和七岁的李润，三人是邻里街坊，常在一起玩耍。

李子相和妹妹李润看到家中地里刚钻出新豆，两人便商量着要去摘些回来尝尝鲜。不多时，李家兄妹俩捧着一把新鲜的豆荚回来了。两人找了块平坦的地方，生起一堆小火，开始烘烤豆子。袅袅青烟夹杂着豆香飘散开来，很快就吸引了刘縻子的注意。

刘縻子闻香而来，馋虫顿时被勾了起来。他向李润讨要豆子，李润便好心地递了一些过去。可这只是勾起了刘縻子更强的食欲，他又转向李子相，想多要些豆子。李子相却推辞说家里地里产的不多，只够自己和妹妹吃，而且烤的也不多。

这番话激怒了刘縻子。虽然年纪尚小，但他生性骄傲，自诩家境优越。在他看来，李家兄妹不过是些贫农之子，怎敢如此轻慢于他？当下，刘縻子对着李子相破口大骂，蛮横地要求他把所有的豆子都交出来。

李子相哪里肯依？他辛辛苦苦摘来的豆子，凭什么要全给刘縻子？两个孩子就这样为了几颗豆子争吵起来。争吵很快就升级成了肢体冲突，刘縻子突然朝李子相扑去，一把揪住他的衣领，对着他的胸膛就是一拳。

这一拳来势汹汹，直接把李子相打得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在地。李子相勉强站稳，刚想还手，刘縻子又扑了上来，对他拳打脚踢。李子相虽然年纪小，却也不是好欺负的，立即奋力反击。两个孩子在山坡上扭打成一团，拳脚相加，口中还不断地辱骂对方。

李润见状大惊失色，急忙上前想要劝架。可她年纪最小，力气不够，反而被刘縻子一把推开，摔了个狗啃泥。就在这时，李子相不慎踩到一块尖锐的石子，身子一个踉跄，重重地摔在了地上。他的腰眼正好磕在一块突出的石头上，剧痛瞬间传遍全身，几乎当场昏厥过去。

刘縻子见状，非但没有停手，反而变本加厉。他如疯了般扑上去，对着李子相的腹股沟处疯狂殴打，连续踢了数十下。李子相痛得奄奄一息，躺在地上动弹不得。李润见状吓得大哭起来，拼命想去拉住刘縻子，却再次被推开。

刘縻子仿佛失去了理智，继续对着已经昏迷的李子相拳打脚踢。他甚至拾起旁边的石块，对着李子相的头部和腹部狠命砸去。鲜血很快染红了地面，李子相在妹妹的哀嚎声中，终于停止了呼吸。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周围的村民听到动静赶来时，悲剧已经发生。有人目睹了整个过程，更有人看到了最初的争执——仅仅为了几颗豆子，竟演变成如此惨烈的杀戮。

有人急忙找来了邻村的郎中，但为时已晚，李子相已经断气。村里的掌事人立即报了官，刘縻子很快被官差拿下。按照规矩，官府派仵作验明了李子相的死因确实是刘縻子暴力殴打所致。

就这样，一场本该是孩童间嬉戏打闹的争执，竟演变成了一桩骇人听闻的命案。一个九岁的孩子，因为几颗豆子，亲手杀了另一个孩子的生命。这起案件很快传遍四方。

案件发生后，盐亭县衙门立即展开调查。县令张德明亲自审理此案。张德明仔细询问了目击证人，详细记录了案发经过，并多次提审刘縻子。

在审讯过程中，刘縻子虽然年仅九岁，却表现得异常冷静。他承认了殴打李子相的事实，但坚称自己并无杀人之意，只是一时气愤失手。张德明注意到，刘縻子虽然年幼，但言语间透露出不符年龄的老成。

张德明暗自思忖：“这孩子年纪虽小，心智却似成人。他的行为虽然残忍，但按照清律，十岁以下的儿童犯罪通常可以从轻处理。然而，如此处置，恐怕难以平息民愤。“

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张德明感到左右为难。若按常例从轻处理，恐怕难以平息民愤；若严惩刘縻子，又恐有失公允。经过反复权衡，张德明决定将案件上报绵阳府。

绵阳知府吴宗礼接到案件后，同样感到棘手。召集幕僚商议，众人意见不一。有人认为应当从轻处理，毕竟刘縻子年纪尚小，未必有明确的杀人故意；也有人主张严惩不贷，以儆效尤，防止类似案件再次发生。

吴宗礼觉得此案影响重大，不敢擅自做主，将案件呈报四川布政使司。布政使朱方增收到案件后，立即召开会议讨论。与会官员各抒己见，争论不休。有人提出，此案虽然凶手年幼，但手段极其残忍，若轻易放过，恐怕会助长幼年犯罪之风；也有人认为，应当考虑到刘縻子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环境，给予教育和改过自新的机会。

朱方增听完各方意见，陷入了沉思。他意识到，这个案件已经超出了地方官员的处置权限。经过慎重考虑，他决定将案件上报刑部，请求朝廷定夺。

刑部尚书刘墉接到案件后，立即组织刑部官员进行研究。刘墉认为，此案虽然凶手年仅九岁，但其行为极其恶劣，若轻易放过，恐怕会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然而，考虑到清律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规定，刘墉也不敢轻易做出判决。

经过慎重考虑，刘墉决定将此案呈报乾隆皇帝，请求圣裁。他亲自撰写了奏折，详细阐述了案情经过、地方官员的处置过程以及刑部的意见。在奏折中，刘墉特别强调了此案的特殊性和社会影响，请求皇帝明断。

乾隆四十四年五月初三，刘墉的奏折送达乾隆御前。当时，乾隆正在避暑山庄消夏，每日都要处理大量奏折。然而，这份关于九岁男童杀人案的奏折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

乾隆仔细阅读了奏折内容，对案情进行了深入思考。他考虑到了案件的社会影响、法律的严肃性以及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置原则。经过反复权衡，乾隆最终做出了一个震惊朝野的决定。

五月初五，乾隆批复刑部奏折，下令将刘縻子处以绞刑。这一决定立即引起了朝廷内外的巨大震动。有人赞叹乾隆英明神武，严正法纪；也有人私下质疑，认为对一个九岁孩童判处死刑是否太过严厉。

乾隆在批复中写道：“朕深思此案，虽然犯案者年仅九岁，但其行为残忍，手段凶狠，若轻易姑息，恐将助长幼年犯罪之风。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即便年幼，犯下如此重罪，也当受到应有惩处。为儆效尤，维护社会秩序，朕决定对刘縻子处以绞刑。“

无独有偶，在乾隆五十一年，武昌府蕲州村，也发生了一起案件。

在此地有两个小孩，十一岁的曹受儿和十三岁的徐桂儿，此二人和九岁的李大生是同村人。

一日，二人见李大生拿着一盒糖，步履轻快地走过。

二人上前拦住李大生，希望能分得糖果。但李大生并不愿意给。

二人见状，上前抢夺。

混战中，李大生愤怒地说要将这次的事情，告诉曹受儿的父亲。曹受儿怕受到父亲严厉的家教责罚。在徐桂儿的怂恿下，曹受儿决定杀人灭口，确保自己不会受到任何惩罚。他们用尽了所有的力气，杀害了李大生，并将其丢入河中

二人做完这事后，还试图掩盖事实，但最终还是被李大生的父亲发现。徐桂儿为了自保，将所有的罪责推到了曹受儿身上。

李大生的尸体最终被找到，但蕲州的仵作洪福却看不出死因，但杀人者无疑是这两名少年。

在对于两名少年的判决上，各级衙门之间会出现如此大的分歧。曹受儿，那个杀死李大生的孩子，只有十一岁的年纪；而策划这一切的徐桂儿，也仅仅十三岁。

蕲州的官员们，面对这样的疑问，选择了依法行事。他们参考了律法中“谋杀十岁以下幼孩，应当重判”的条款，为曹受儿定下了“斩立决”的刑罚，而徐桂儿则被判为“绞立决”。

案卷随后被提交给了湖北巡抚李绶。他在审阅案件时，心中充满了疑惑。一个十一岁的孩子，怎么可能会有杀人的念头？他在提交给刑部的公文中写道：“一个十一岁的孩子，在恐惧和压迫之下，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恶意？”这句话，似乎透露出李绶对曹受儿的同情，希望刑部能够从轻发落。

但命运总是充满了变数，当新任的湖北巡抚姜晟接手这起案件时，他对此案有了全新的看法。他认为，这起案件的真正罪魁祸首是徐桂儿，而不是曹受儿。他坚决地反驳了“年幼可无重罪”的观点，认为徐桂儿和曹受儿都应该受到最严厉的处罚。而对于蕲州的仵作洪福，姜晟更是毫不留情，建议对其进行严厉的处罚，因为他连死者的死因都查不清。

刑部在收到李绶和姜晟的公文后，陷入了激烈的争论。最终，刑部决定按照姜晟的建议，对徐桂儿执行“斩立决”，而曹受儿则被判为“绞监候”。而洪福，得到了一个“无责”的判决。

关于这一案件的详细记录，在乾隆五十二年的十二月十一日被正式提交给了乾隆皇帝进行审查。仅仅两天后，乾隆皇帝便下达了他的批示：“徐桂儿，立即执行死刑。至于曹受儿，按照建议，先进行监禁，待到秋季再行执行。”

乾隆皇帝认为，无论年纪大小，犯下如此严重的罪行，都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少年之所以犯下杀人之罪，往往是因为他们内心的冲动和暴力难以控制。如果这样的少年继续留在社会中，当他们长大后，可能会对更多的无辜之人造成伤害，不如早点除去免得后患。于是他下令将徐桂儿和曹受儿处以死刑，结束了这起震惊清朝的案件。

“出售这些书籍的书店都是谁？”房遗直好奇的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