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 141 年），汉景帝刘启溘然长逝，年仅十六岁的刘彻登上皇位，是为武帝。

这一时刻，对于刘彻而言，仿若一场梦幻与现实的交接。

他的目光所及之处，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手中那巨大权力的分量——那广袤无垠的大汉版图，如同一幅壮丽的画卷在他眼前徐徐展开，东起东海之滨，西至葱岭山脉，南达岭南之地，北抵长城边疆，辽阔的土地上孕育着数千万的子民，他们如同繁星点点，散布在这山河之间。

那连绵起伏的山川，似巨龙蜿蜒盘踞，沉默而威严地见证着王朝的更迭；奔腾不息的河流，仿若大地的血脉，滋养着这片富饶的土地，也流淌着无尽的生机与希望。

景帝在位期间，平定了惊心动魄的七国之乱，如同一把利刃，狠狠地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使得中央集权得以进一步加强。

再加上此前几代皇帝施行休养生息之策，大汉早已摆脱了刘邦建国初期的一穷二白，宛如一颗明珠，在岁月的磨砺中逐渐绽放出富庶繁荣的光彩。

然而，繁华之下亦有隐忧。

豪强势力如雨后春笋般冒起，他们在地方上肆意兼并土地，囤积财富，隐隐有与朝廷分庭抗礼之势；匈奴则如北方的狼群，屡屡寇边，烧杀抢掠，边境百姓苦不堪言；旧有的制度在时代的浪潮中显得简陋而不合时宜，如同破旧的铠甲，难以应对当下复杂多变的局势。

而在新皇登基这一权力交替的敏感时刻，诸侯王们虽遭重创，却依然在暗处虎视眈眈，犹如蛰伏的巨兽，伺机而动。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曾经贾谊、晁错等人大力提倡的改革和创制，又一次被郑重地提上了国家发展的日程。

公元前 140 年，武帝开创性地以“建元”为年号，此乃中国“年号”之始创。“建元”，蕴含着“创始”“开启新纪元”的深刻意义，仿若一声激昂的号角，划破长空，鲜明而坚定地表明了武帝革新改制、一扫旧弊、开创新局面的无畏决心。

这一年号的诞生，不仅是时间标记的创新，更是武帝心中宏伟蓝图的开篇序言，预示着一个全新的时代即将拉开帷幕。

武帝虽年少，却深知个人的力量在这庞大复杂的帝国面前犹如沧海一粟，微不足道。

尤其是他刚刚登基，犹如一只羽翼尚未丰满的雏鸟，根基未稳，迫切需要得力的帮手来协助他治理天下。

于是，一道诏令如疾风般传向中央和地方的各级行政长官，要求他们推举贤才，“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旨在广纳天下英才，为朝廷注入新鲜血液，共同推动改革的巨轮前行。

然而，彼时的满朝文武，在长期奉行的“黄老之说”的氛围熏陶下，仿若沉浸于暮气沉沉的温床之中，失去了锐意进取的激情与活力，毫无奋发向上的劲头。

他们习惯了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对于武帝大刀阔斧的改革之意，或茫然不知所措，或因循守旧、消极对待。

武帝敏锐地洞察到，若要实现心中的抱负，改革的第一步便是换人，换上那些与自己志同道合、朝气蓬勃且富有创新精神的臣子，只有如此，方能“站得稳，行得动”，在这暗流涌动的政治舞台上踏出坚实有力的改革步伐。

景帝死前，精心安排卫绾担任武帝的丞相。

卫绾，这位被景帝选中的人物，犹如一位沉稳内敛的长者，他的仁厚品德如同春日暖阳，温和而持久地照耀着周围之人；勤恳任劳则是他的行事风格，如同一头默默耕耘的老黄牛，从无怨言，在朝廷之中树立起了独特的形象，与性格刚直、锋芒毕露的条侯周亚夫形成了鲜明而强烈的对比。

追溯卫绾的过往，他原本只是“代王”刘恒的车夫。

但他绝非普通车夫，其膂力惊人，仿佛拥有无穷的力量源泉，双臂一挥，便能轻松扛起千斤重担；车技更是高超绝伦，驾驭马车时，他如臂使指，马匹在他的指挥下奔腾如飞，马车行驶起来平稳如镜，无论是崎岖山路还是平坦大道，都能如履平地。

正因如此，他深得刘恒的喜爱与赏识。

后来，刘恒被周勃迎立为皇帝，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卫绾也随之踏入了长安这座繁华帝都，开启了他在朝堂之上的仕途生涯，起初担任郎官，凭借自身的努力与才华，不久便升任中郎将。

刘启，这位心思缜密、颇有心计的太子，在其为太子之时，曾多次精心设宴招待文帝左右近臣，卫绾自然也在受邀之列。

然而，每一次接到太子的请柬，卫绾心中总是充满了纠结与谨慎。

在他心中，忠臣不事二主的观念根深蒂固，犹如一座巍峨的山峰，不可撼动。

尽管太子是未来的天子，但当下仍只是太子身份，他觉得自己应当小心谨慎，坚守臣子的本分与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