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承琪笑道：“先生所言，有一半对，另一半不敢苟同。那有千顷良田、万贯家财的，固然不免有巧取豪夺而来，然大多却是祖祖辈辈勤劳之积蓄；在乡为人耕田、在城为人出力的穷苦人，固然有由富败了家而穷困潦倒的，然大多却是无知无识、积贫积弱造就的。要说不公平，也只是时运不济，该怨自己命苦，怪不得政府。”

先生说道：“知事所言，也是一半对，另一半不敢苟同。穷者缺衣少食，富者锦衣玉食；穷者当牛做马，富者不劳而获；整日劳作之人，偏处于最底层，既无话语权，更无应有之保障。为官贪腐者众，清廉者寡；为富不仁者多，良善者寡。自满蒙退位，民国建制以来，战乱不休，民不聊生，义者啸聚、弱者敛言、奸者为盗，良女为娼，民怨冲天，执政者自然要概括承受，若不能痛苦反思，任由民怨累积，覆舟之乱必不远矣。”

郭承琪说：“我中华百年以来饱受列强欺凌，积疴也深，幸得民国振兴才见曙光。然如久病之人，岂能一日而治？国家之兴旺，必先要有人付出代价，忍一时之苦楚。”

先生说：“历来百姓最能忍。若国家一心为大众着想，百姓们穷也忍得，苦也忍得，罪也忍得，并无怨言，反而会众志成城，爆发巨大创造力，国家也因此生机盎然；若国家只为少数人着想，只顾维护既得利益者，而弃弱小于不顾，怕是仇富之心愈炽，求变之心愈烈，忍无可忍之时，便是翻天覆地之时。”

郭承琪说：“家无规不立，国无法不昌。国家立法，正是为保障社会秩序。对勤谨本分之良民，只要他按时完粮纳税，政府绝不会为难于他。若是暴力抗法、以种种不正当手段图利，那么国法昭昭，断然容他不得。”

先生说道：“完粮纳税，自然是百姓本分，然而政府本分又何在呢？天灾年馑，百姓流离失所，卖儿卖女甚至人人相食之时，政府又在哪里呢？今年夏征秋粮，多少人家咽榆皮、吃野菜，政府又有何惜民之举措呢？如此只取不与，百姓能无怨吗？至于警察和监狱，不过是工具。若失去正义，单单为少数人保驾护航，却处心积虑压迫多数民众之愿望，与盗贼又有何异？”

他二位的一番话，几个年轻教师都认真听了。对郭知事的宏论，或以为言之有理，或以为空洞无物，或略有领会之处，或陷入迷惘之中。知事离开后，他们向赵先生请教。

赵先生说：“他所谓中者，并非不偏不倚之中，而是在一个度上行事。然而这个度，却是他自己说了算的。趋利之时，唯恐有所不及，却故作谦和之态；避害之时，唯恐有所不及，却故作抗争之态。”

有学生问：“如此不是很稳妥吗？”

先生道：“确实稳妥。不过，于己有用就是有理，于己无用就是无理，所以永远没有固定之理。”边说边走，恰来到齐云门，先生一脚门里一脚门外，问：

“你们说，我是要进呢，还是要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