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这里，蒋焦虑至极，必须要遏制共产党的发展。

早在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国民党中央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逐步从政治限共发展到军事限共， 1939年12月末至1940年3月，在华北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八路军迎头痛击，感到八路军不好惹，掉头准备找新四军的晦气。

但是国共正在进行第二次合作嘛，国军也不敢明目张胆进攻新四军，原因也很简单，国共合作的协议白纸黑字在那里摆着，如果胆敢随意破坏协议，那就是不守信用，一个不守信用的人，谁敢和你合作？

蒋肯定不会干这种自掘坟墓的事情，不过既然存心要动手，理由还是很好找的，比如命令新四军执行一个难度很高的任务，如果新四军不执行，那么就是破坏国共合作，违抗军令，可以进行剿灭，如果执行，那么风险很大，新四军也会遭到重大损失。

说干就干，1940年10月19日，国军发布第一道命令，就是所谓的“皓电”，命令新四军和八路军一个月之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1940年12月8日，发布第二道命令，命令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在12月31日之前全部开到长江以北地区，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1941年1月31日之前，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地区。

1940年12月10日，蒋介石秘密下达《解决江南新四军方案》。

这里的江南指的是长江以南，也就是安徽南部，也称为皖南，新四军军部就在这个地方，人数不到一万人，是的，新四军的主力部队早就开到了长江以北，皖南地方实在太小，新四军压根就没法大发展，只能派一部分北渡长江，在长江以北的广阔天地野蛮生长。

具体位置在安徽省泾县云岭一带，当时形势非常不妙，四面有三面是国军，另外一面是所谓的江北，就是长江以北，江边上全是日本人，日本人要保护长江航道嘛，虎视眈眈，皖南新四军过江必须要突破日本人的防线。

其实小队人马过江还是比较安全的，毕竟长江太长了，日本人不可能在江北排满人，在熟悉江边情况的交通员的引导下，利用日本人防守的漏洞，安全穿越的可能性还是很高的。

可是新四军总部不一样，这是一支将近一万人的大部队，完全安全穿越日军长江防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不过打仗难免有牺牲，如果筹划得当，隐蔽踪迹，突然发起渡江行动，保证大部分人员安全还是问题不大的。

可恶的是，蒋介石架起大喇叭，到处广播，说皖南的新四军要向江北转移了，对面的日军兄弟们注意了，这下子隐蔽转移的可能性就没有了，收到国军消息的日本人心领神会，立即调集重兵，派了两个师团在江边严正以待。

如果不按国军规定的路线走，刚才说了，泾县周围三面都是国军防区，新四军只能违抗军令，穿越国军防区，正好往蒋的枪口上撞。

如果按照蒋设定的路线走，就是所谓的“南陵路线”，道路的两旁是国军50军，也就是川军郭勋祺部，这个人大家应该有点印象，就是遵义会议后，教导员复出后亲自指挥的第一仗土城战役，就是败在此人手上，顺势来了个四渡赤水，才摆脱国军追击。

由此可见，此人相当难缠，即使摆脱了郭勋祺，前方还有两个师团的日军，机枪坦克大炮，各种重武器以逸待劳，实在太凶险。

蒋介石把大坑已经挖好了，就看新四军跳还是不跳。

碰到这种情况，那就只能两者相害取其轻，叶挺当即建议，派一支小部队佯装北上，沿“南陵路线”出击，吸引日本人和国军的注意，大部队出其不意，从泾县东面穿越国军防区，然后转向北上渡江，这个方案非常具有可行性，原因很简单，这条线路叶挺都跑过几次，路线非常熟悉，粟裕之前北上也是走的这条线路。

这个建议被项英否定了，项英决定先向南走，突破国军防线，然后再转向东面，最后再北上，相当于在国军重兵集团内绕一个大圈子，不知道当时项英是怎么考虑的，反正他就这么决定了。

由泾县南下，要经过一个地方，叫茂林，那一带都是深山密林，如果大家对红军历史很熟悉，对这个地方应该印象很深刻，皖南事变爆发前6年，也就是1935年1月，为了掩护中央红军突围，方志敏和寻淮洲带着部队转战千里来到了这里，在一个叫谭家桥镇的地方，被国军重兵包围，寻淮洲战死，方志敏被俘，粟裕侥幸逃脱。

方志敏被俘后写下了《可爱的中国》等文章，其实他还写了一篇更重要的文章，对部队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剖析和总结，这篇文章的名字叫《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这些文章被辗转交给了鲁迅，鲁迅想法托人送到了延安，这是烈士鲜血凝结成的宝贵财富，被印发给我党所有高级干部学习。

围攻方志敏的国军就是后来大名鼎鼎74师的前身，指挥官是王耀武，粟裕逃脱之后奋发图强，经过十几年的锤炼，在孟良崮全歼74师，随后打进济南，活捉王耀武，终于为老领导寻淮洲报仇雪恨，了却了这一段恩怨。

大家都知道，共产党人坚持开民主生活会，搞批评和自我批评，最擅长的就是总结经验和教训，方志敏和寻淮洲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为何项英就一点没吸取教训呢？

更重要的是，叶挺是军长，项英只是副军长，为何副军长能够否定军长的建议？

原因很简单，项英虽然只是副军长，但他是新四军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