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虏平寇”这一荒诞不经的策略可以说是弘光朝廷对外的基本国策。当然，此政策并非首次提出，早在崇祯年间，杨嗣昌任兵部尚书时就曾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建议，拟同清方达成和议，每年输送白银、缎帛等物，清方则以少量人参、貂皮之类以互市名义回报，然后集中兵力扫除流寇。可到了弘光朝，有人在此基础上变本加厉，提出了“联虏平寇”，幻想着通过和谈，借清廷之手消灭大顺，坐收渔翁之利。

甚至于吴三桂降清，联军击败大顺军，占领北京城这一事件，竟被弘光朝廷认为是吴三桂借清兵击败“闯贼”，收复神京的“功在社稷”的义举。吴三桂的引狼入室之举，竟然在弘光朝廷的决策大臣中被认定为一大快事，他们皆主张应尽早联系吴三桂，借清军之力共灭流寇，全然不顾此举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犹如饮鸩止渴，自掘坟墓。

而弘光朝最终更是成立了“北使团”，若不是崇祯及时拿下南京，改变局势，如今的北使团恐怕早已北上。

可弘光朝廷如此不思进取，清廷却并未轻易放弃这大好时机。

五月二十五日，清廷派明降臣方大猷为监军副使招抚山东，妄图以怀柔手段平定山东局势，使其纳入清廷版图。

六月初四日，又派明降臣王鳌永以户、工二部侍郎名义招抚山东、河南，双管齐下，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力度。

六月初十日，多尔衮派固山额真觉罗巴哈纳、石廷柱统兵收取山东，以武力威慑，迫使山东各地归降。同时，又以平西王吴三桂名义大张文告，云为安抚残黎事称“摄政王简选虎贲数十万南下，牌仰山东等处速速投降”，试图从心理上瓦解山东民众的抵抗意志。

六月二十一日，巴哈纳等带领的清军进抵德州，一路势如破竹，畿南、山东大批州县就这样在清军的兵锋之下，拱手让给了清朝，南明政权痛失大片领土，局势愈发危急。

奉命收取山东的清军不仅兵力有限，而且由于清廷也深知自己真正的对手是大顺军，所以在六月二十九日觉罗巴哈纳、石廷柱报告已平定了霸州、沧州、德州、临清之后，多尔衮并没有叫他们继续南下，而是在七月初三日下令将觉罗巴哈纳、石廷柱部调往山西，会同叶臣部合攻太原等地的大顺军，集中力量对付大顺军这一主要威胁。

即便是如此，直到八月间山东许多地方仍不愿归附清朝，如距省会济南仅三百余里的新泰县在大顺政权委派的县令周祚鼎坚持下，六次拒绝王鳌永、方大猷的招降，展现出了顽强的抵抗精神。

但是，尽管山东各地百姓的反清义举此伏彼起，此起彼伏，犹如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可这些都是一种自发的斗争，从来没有得到弘光朝廷的丝毫支持。弘光朝廷的不作为，使得这些百姓在孤立无援的困境中艰难奋战，犹如在黑暗中独自摸索的行者，看不到希望的曙光。

可随着清廷逐渐接手，其对这些地区的掌控慢慢稳固下来，犹如一张大网，逐渐收紧，将这些地区紧紧笼罩。而那些对明廷心存厚望的志士也渐渐绝望，他们望着南明朝廷的无所作为，心中的希望之火逐渐熄灭。再这样下去，这些地区将很快都被清廷掌控，一旦被清廷实际上掌控这些地区，再想夺回来可就难如登天，犹如已经落入他人之手的珍宝，想要重新夺回，必将付出惨重的代价。所以对这些地区的争夺已经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犹如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竞赛，南明政权必须尽快行动，否则将悔之晚矣。

不过好在此时奉命收复山东的清军大部被调往山西，如今山东地界只有王鳌永、方大猷临时拼凑了一些散兵游勇，其兵力单薄，犹如一群乌合之众，不仅战斗力孱弱，而且人数也仅有数千人，难以形成强大的威慑力。

所以这个时候若是能派出一支精兵，趁着人心尚未尽失的时候，犹如在暴风雨来临之前抓住最后的时机，还是可以夺回山东的。只是在时间上却是要抓紧了，分秒必争，否则机会稍纵即逝，南明政权将再无翻身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