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的官职明码标价有些意思。以乾隆三十九年公元年为例，京官的五品郎中厅级官银两六品主事局级官银两而地方的四品道员副省级官银两从四品知府地市级官银两五品同知副市级官银两，七品知县县级官银两，八品县丞副县级官银两。而到了光绪二十六年公元年，京官的郎中只要官银两，主事两地方的道员更是只要官银两，知府两，同知两，知县两，身为副县级的县丞甚至只需要两。在物价上升的同时，官价却蹊跷的下跌，这样的咄咄怪事只能说明大清朝越来越缺钱官职已越来越不值钱。

清朝捐纳制度刚开始的时候，还羞答答的只捐虚缺，也就是一个官名而已然后是不捐正缺，只捐副职再后来限定京官五品以下地方四品以下。到了全国一大半的官职都变成了捐纳而出，而官职变成稀缺资源之后，就开始捐监生，也就是花钱买国子监的文凭。到了嘉庆道光年间，捐纳的监生达万人，可谓世界之最。雍正在位的时候曾经觉察到这个问题，找了个捐纳的监生考试，结果有多人不合格，这是对中华传统文化赤裸裸的亵渎。

乾隆年间，湖南耒阳一个叫贺世盛的书生写了一本小书痛斥捐纳之弊，被耒阳县知县抓起来，严刑拷打之后定罪为“妄诋朝政，肆其悖逆”，上奏京城，拟判贺世盛凌迟处死，十六岁以上儿子处斩，十六岁以下子女和妻子派给功臣家为奴。朝廷会议讨论，和珅等四十个大员签署同意，乾隆批复也是八个字，“特宥赦之，改为处决”。可见得朝廷根本容不得百姓妄议国策。

捐纳制度规定：管干部管官员管人事的吏部之官不能捐，管教育管科举管考试的礼部之官也不能捐。就京官而言，尚书侍郎这一级不能捐，郎中以下可以捐地方官员中，总督巡抚布政使这些封疆大吏的要职不能捐，而道员知府知县以下可以捐。而顾嘉蘅这个南阳知府既是地方官又是从四品，正好可以捐个道员，那就是正四品而且正好踏在线上，虽然仅仅只是半级，可就从而实现了人挪活的目的。

在顾嘉蘅看来，这就是天赐良机。

作者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