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是的。”年迈的顾嘉蘅抽了些水烟,精神更好了些,话也多了些:“沈老先生的书房落成,专程来请顾某写字。顾某就题了槐荫书屋四字,可沈达轩不太满意,所以昨日专程过来,将题匾改为培桂植兰。”
店老板不懂:“有何不同?”
“槐荫自然是后代得以呵护。”顾嘉蘅不厌其烦的解释说:“培植桂兰,就是用心养护,世代相传,桂薰兰馥。”
“不都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吗?”店老板根本分辨不出来那两幅字的区别,眨巴着眼睛说道:“这就是宜昌话说的,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顾嘉蘅呵呵大笑起来。
那位沈达轩的孙子沈刚伯公元年后来从英国留学回来,成为当时教育界的知名教授,年赴台大任教,年傅斯年病故,沈刚伯曾代理过台大校年以其学贯中西开史学新风对中国史学及文化与外来文化之关系的独到见解,被遴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据说他赋性淡泊,不重修饰,年一席衫,一头乱发,一支香烟,被誉为“台大八景之一”,和那位大热天还穿袍的学生李敖并列为“怪景”。
不过,在光绪年间,那个店老板却为沈达轩再三麻烦顾嘉蘅而愤愤不平:“写字也有写字的规矩,既然写两次字,就得给两次钱!”
“人家是士绅,家业盈厚,不差这几个钱,只要肯写,润资丰厚着呢!”笑嘻嘻的顾嘉蘅突然停住笑,望着店老板说道:“对了,顾某喝了掌柜的茶抽了掌柜的烟,给钱又不要,干脆给掌柜的写一幅字吧,就权当润笔好了,你意下如何?”
店老板的感觉就像是天上掉馅饼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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