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交替的时候出现在谭家的那栋小楼里的，那也是谭家的鼎盛期，所以每天都是宾客盈门。春天的时候，可以拖一把木靠椅坐在大门口望着漫天的杨絮柳絮，还有门前梧桐树带降落伞的种子夏天的时候，可以满头大汗的喊一声，站在街对面杨柳树巷口的小贩就会提着广口的热水瓶过来，问一声：“要香蕉的还是菠萝的？”他说的是冰棒，我们从来不买雪糕，一是价格贵，二是咬得不硬。

秋天的时候，可以叼一支烟，男孩子在谭家大门口齐齐的站上一排，望着那些涨红着脸蛋低着头大气也不敢吭一声的女孩子从眼前走过冬天的时候，虽然天气比现在冷多了，可那条街上的一些半大小子和更大一些的愤青都血气方刚，自然会打群架，可以在陶珠路市场买一些鱼虾，再买一瓶三游春，喝得有几分酒意就去找人闹事。有时候是某个小团体的恩仇，有时候却是一条街与另一条街的纷争。

当年的行走路线基本是，白天的时候，从中书街经过河水巷拐到民主路，再从艾家巷拐到南正街，就离中水门不远了，我有一个朋友，当时是那一带的老大，常常到那里去玩晚上的时候，从中书街穿过汪家巷再穿过壕坑，就是环城东路，转个弯就是四新路，离我当时所住的人委宿舍大院就不远了。后来，家搬进了市府大院，每天上班从红星路出发，经过自立路陶珠路浙江路，一直穿过杨柳树巷就到了谭家，穿过中书街，斜插过献福路，就到了我当时工作单位所在的新街。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少和谭家原来亲密无间的朋友同学和同事的关系慢慢变得冷淡和疏远了再过了一些年，那个大嗓门的谭老爷子先走了，丧事办得很隆重再过了一些年，谭妈妈患病了，那个时候看病已开始要自掏腰包，谭家四兄弟都是工薪阶层，也没有谁能成为改革开放的幸运儿，各家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经过好几次商量，就决定把谭家的那栋小楼给卖了，母亲的治疗要紧。

谭妈妈住在福绥横路的时候，我曾经不止一次的过去探望，坐在门前的太阳下，依然看不到任何血色而且还有些浮肿的谭妈妈和叼着一支烟的我慢慢的说些过去的往事。她总是很自责的说谭家的那栋小楼是因为自己而卖掉的。我开玩笑的对她说：“房子重要还是人重要？说不定，您的病看好了房子却被拆了呢！”

谭妈妈走了不知多少年了，那栋已经变得十分破旧的谭家老屋却依然还在。每当走到学院街到中书街转弯处的那栋用半截砖盖起的两层小楼的时候，我依然还是会习惯性的抬眼望一眼二楼掩映在梧桐枝叶之中的那扇小窗。虽然时过境迁，虽然物是人非，可那曾经是属于谭家的老屋，也记录了多少属于我们的青春记忆。

作者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