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明帝景初二年戊午，公元238年冬季，十一月，壬午二十四日，魏任命司空卫臻担任司徒，司隶校尉崔林担任司空。

十二月，乙丑初八，魏明帝患病。辛巳二十四日，魏立郭夫人为皇后。

最初，太祖还是魏公时，任命赞令刘放、参军事孙资同时担任秘书郎。文帝即位，改称秘书为中书，任命刘放担任中书监，孙资担任中书令，两人掌管机密。明帝即位，两人尤其受到恩宠信任，都加任侍中、光禄大夫，封为本县侯。这时，明帝亲自处理日常政务，屡次出兵，中枢筹划都由他俩掌管每有国家大事，朝臣集会议事，经常让他俩决断是非，择定而行。中护军蒋济上书说：“我听说大臣权力太重，国家就有危险，左右过于亲近，耳目必受蒙蔽，这是古代最大的戒鉴。以前大臣掌事，内外动摇不安陛下识见高明，亲自处理国事，无不肃然安定。大臣不是不忠，只是权威下移，人们对君王就一定怠慢，这是情势发展的必然。陛下既然已经对大臣有所明察，希望不要忘记左右亲信造成的流弊。左右亲信的忠心和谋略，未必胜于大臣，至于逢迎诌媚、阿谀奉承，有的却极其擅长。如今外面议论，动辄就说“中书”，虽然让他们恭敬谨慎，不敢对外交往，然而仅有这个名义，就可以迷惑世俗，何况实际掌握国家要事，整日侍奉在眼前倘若趁着陛下疲倦之时，有所剖断，窃弄权威，大臣见他们能影响国事，也就会顺势转而趋向他们。一旦有此弊端，私结成朋党，褒贬毁誉就会兴起，功过赏罚必定颠倒，走正路向上的或许会被阻塞，而曲意逢迎左右近侍的却能显贵，他们抓住空子就钻，看到迹象就干，陛下亲信他们，也就不再猜疑。这按理是应该让陛下早早听到了解，用心留意，则左右近侍的形迹自然暴露。有人担心朝廷大臣会害怕进言不妥而受左右近臣的怨恨，因而不敢上报陛下和他们对抗。我认为陛下静神沉思，垂听舆论全面观察，如果事物有不尽合理或是不合于用的，就要改换曲调，远可以和黄帝、唐尧的功劳相等，近可以使武帝、文帝的政绩发扬，岂止是不受左右控制而已！可是君王不可能独自承担天下的全部事情，必当有所托付。如果委任一个臣属，除非有周公旦的忠心，管仲的公道，否则就有弄权败官的弊病。当今之世，栋梁之才虽然很少，但德行能称职于一州，才智可效力于一官，忠信尽力，各奉其职的人，还是可供驱策的，不要使圣明之朝出现恶吏专权的丑名！”明帝不接受。

到明帝病重卧床，深虑后事，才任命武帝之子燕王曹宇担任大将军，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等共同辅政。曹爽是曹真之子，曹肇是曹休之子。明帝年少时与燕王曹宇亲近友好，所以把后事嘱托给他。

刘放、孙资长久地掌管国家机要，夏侯献、曹肇心中忿忿不平。殿中有一只鸡飞上树，两人互相说：“这也太久了，看他们还能活几天！”刘放、孙资怕有后患，私下想加以离间。燕王曹宇性情恭顺温和，诚恳地坚决推辞，明帝让刘放、孙资进入卧室问道：“燕王正是如此吗？”刘放、孙资答道：“燕王实际是自知不能承担重任，所以这样。”明帝问：“谁可以承担？”当时只有曹爽一人在旁，刘放、孙资顺势推荐曹爽，并且说：“应当召回司马懿参与。”明帝问：“曹爽能承担这件大事吗？”曹爽汗流满面，紧张得不能回答。刘放暗中踩他的脚，耳语说：“快说以死奉社稷。”明帝听从刘放、孙资建议，打算任用曹爽、司马懿，不久中途又改变，下令停止先前的任命。刘放、孙资再次入见游说明帝，明帝再度听从他们的意见。刘放说：“最好亲自写下诏书。”明帝说：“我疲乏极了，不能写。”刘放随即上床，把着明帝的手勉强写下诏书，遂拿着出宫大声说：“有诏书免去燕王曹宇等的官职，不得在宫中滞留。”曹宇等流泪而出。甲申二十七日，任命曹爽担任大将军，明帝嫌曹爽才能不足，又任命尚书孙礼担任大将军长史辅助他。

这时，司马懿正在汲县，明帝派遣给使辟邪，带着手诏前去召司马懿。开始，燕王替明帝筹划，认为关中事关重大，应让司马懿走小道从轵关向西回到长安，事情已经施行。司马懿不久又接到第二封诏书，前后矛盾，怀疑京师发生变故，于是急速入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