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上海，我没有见到姥姥。但我对姥姥还是有印象的。我是家中第一个第三代，小时妈妈把我放在上海，那时都是姥姥带我，所以对姥姥比对自己妈妈还亲。一时没见到她老人家，我心里空空的。

姥姥这时正在香港，照顾她的父亲，我的太姥爷。说起姥姥家话就长了

我姥姥是上海银行家的女儿，1949年在上海医学院毕业，解放军打下上海后参的军。在军医院给姥爷看过病后，就被姥爷追上了。

资本家的小姐，应该是个美人了，解放军的土包子见到姥姥年轻时的模样，那能不动心呢？她刚到部队不久，就有很多干部追求姥姥，姥爷是其中之一。

我说过姥爷是胶东人，胶东人长得白净，长期的战争也没怎么改变姥爷的肤色，加之姥爷是个练武之人，老话说得好：穷不习武。所以参加八路军前，姥爷家是属于吃得饱的那类穷人，自然也是上过几天学、识得几个字的。山东是齐鲁之地，文化和教育氛围浓郁，一般的孩子都有些文化，生活习性也是干干净净的，而且姥爷特别讲究军人仪表，这点是姥爷追求姥姥的一个突出优势。

长相、气质、职务、年龄，成了姥爷追上姥姥的基本条件，一个28岁、一个24岁，正般配，就这样姥姥的父亲就认了这门亲事，而且姥爷也符合军队干部结婚“25、8、团”的标准，年龄大于25岁，军龄大于8年，职务正好是副团级，顺理成章地完了婚，把个全军闻名的大美人娶到了手里。所谓“全军”是上海那时的解放军陆军、海军、空军加起来的全军了，可以说当年全国只有上海才有齐全的陆海空三军。

姥姥一直在上海当医生，开始是在军队医院，五五年授衔时还授了大尉1957年反右后因为有海外关系被迫转业，安排在上海医学院附属医院。姥姥的医术是不错的，但一直被压着，几年以后才晋升副主任医师。

可以想象，在当年的阶级斗争为纲指导下，姥姥的家庭出身自然会影响到她自己和姥爷在军队的发展。

其实，姥姥的父亲还不能算是纯粹的资本家，他是中共在上海华益公司的重要帮手，把从解放区运到上海的黄金通过银行，也就是通过他倒换出去。当然他知道这项业务是为中共服务的，党也是很信任他的，所以刚解放就把他派去了香港，在香港的非中资银行任高管职务，成为国家驻外的一个隐秘的经济工作者。姥姥的父母和弟妹去了香港，只是她这个在军队的子女无法随行。但家里还是给姥姥留下了一幢洋房，政府也没收归国有，这事自然一直是由有关部门看护的，否则早就成为无产者的享受场所了。

太姥爷在香港自然也是了解国内情况的，多次向上级反映不要连累在国内的女儿女婿，但大环境如此又有什么办法呢，只是保证了女儿没有被打成右派，女婿没有被军队赶出来。所以姥爷在正团级的级别上干了十几年，屡换岗位而不得提升。

姥爷也不生气，笑对这一切，用他后来的话说：“我拉着那么漂亮的媳妇在南京路上走着，谁看了不嫉妒我到上海又是住在洋房里，部队的土包子们又有谁不愤恨！咋啥能都叫我占上了？困难时期，你们的姥爷通过侨汇在上海给你们买了别人家买不到的高档货，你们就别不知足了。”

好在姥爷十分敏感，也是实际政治生活给他锻炼出来了，1965年时就把自己的孩子从上海迁到了南京，住到了部队大院，得以在文革时期把两个大孩子送到了部队，躲过了上山下乡。就是我妈妈那个太追求自己的幸福性福？，守着我爸一直生活在西北的偏僻小地方。文革刚结束的时候，得知自己的大外孙女生活在荒蛮之地，直叫女儿把外孙女送到香港去。那时妈妈的外公已是香港的大资本家了。

我们到上海时，姥姥还没从香港探亲回来，急得我妈不得了。好长时间没有看到自己的母亲，心里是极其的想念。

姥姥这次去香港是那个从未谋面的太姥爷生病了，姥姥是医学专家，特别对老年病有很好的治疗和控制能力。姥姥照看了太姥爷有近两个月的时间，听说太姥爷的病情已经好的差不了，姥姥很快回上海。

我终于见到姥姥了。妈妈带我和妹妹在机场接的姥姥，等飞机落地时，我急得不得了。听见飞机着陆的广播，以为姥姥很快就能出来，还是等了半天，让我心焦得不行。我不知道姥姥下飞机后还要边检、过海关、取行李，通过这些道关口都要用时间。

姥姥推着行李车走出行李厅时，我一眼就看见了，虽然好多年过去了，姥姥的模样还是能辨认出来的。我钻过挡接机人的栏杆，一下就冲到了姥姥身边，从她手里接过行李推车的扶手，急急地对姥姥说：“姥姥让我帮您推吧。”

一个大孩子突然跑到自己身边，饶是姥姥知道有人接机，也没想到是这个样子。姥姥一愣，细看了我一眼，“旭旭啊！都长这么高了。”

为了不影响后面人行，我推上行李车，边走边和姥姥说话，“姥姥我想死你了，你可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