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香港回到上海，我谨记家长的要求：不要在外面说自己的身世。元旦过后上学，同学问我干嘛去了，我简单说自己看望一个老人去了。没有对同学说我是去香港，还住进了香港的别墅里。

可连认两亲，不能不引起一个少年心态的变化。要知道这个少年曾长期生活在极为贫苦的状态下，能吃饱也就刚刚两年的时间。可是突然间，少年知道了自己有个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当过高官的亲太爷爷，又有个香港顶级资本家的亲太姥爷，不能说是“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也能说“鲤鱼跳了龙门”，身份陡然发生了变化。

那种国家、家族的概念不期然地在自己心里扎了进来，似乎使命、责任的概念，或是重担也随之落到了肩头。我看过不少的书，应该懂得点事了我在南方的深山中苦熬过贫穷的生活，也在北方边关大漠的荒凉地方见识过落后和仍处在较原始状态的牧民生活，极富和极贫的对比冲击着我的内心，并在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催促着我用新的身份去认识这一切，思考这些对我意味着什么。

具体表现是我能分出一些心关心政治了，最开始是找来中英关于香港回归谈判的文件去了解香港如何回归中国。因为从1982年起中英已经对这件事进行了反复的谈判，也签署了香港回归的声明和协议、文件，这些是清晰的。因为太姥爷在香港和妈妈说了，今后要我到香港发展，这就着手为我办理定居香港的手续。所以我对香港回归对我有什么影响也是留意的，进而获知了“一国两制”的祖国统一的政治原则和道路。

为了了解香港问题，我也找到一些历史书读，从书中弄清香港沦为殖民地的历史和过程，也读了不少介绍香港发展起来的书籍。和上海相比，香港在新中国成立前一直发展缓慢，是不如上海的地方。只是新中国被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封锁和中国大陆自己为了政治安全而采取了严格出入境制度后，香港成为中国与西方打交道的窗口和渠道，这个昔日的渔村才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一颗明亮的“东方之珠”，如罗大佑的歌唱的那样。

香港的一切渐渐引起我的注目，用一个少年的眼光看待所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不过我仅仅是单纯地关注香港，并没有认真考虑家族的安排。

太姥爷在和妈妈谈话中，听到我小时候学道修炼的经历是不被共产党信任的事情，如果在大陆发展会带来问题，而在香港却没有这样的负担，还会受到人们的仰慕，所以认为在我长大该像小舅那样，到香港发展是个好的去向，可以仿效。“当然，孩子愿意到美国、英国留学，也是不错的选择，到时可以根据他的想法做出安排。小亭啊，外公会帮助你的。你吃了那么多的苦，外公很想补偿你。”

太姥爷的话如言在耳，让我领会了长辈对自己孩子的那份深情厚意。妈妈听了外公的话都哭了，流着泪说道：“我也想让旭旭、曦曦可以到香港或是外国深造，成为能够适应现代发展的人才。外公，我听您的。”

我那时处于一种自我的心态，并没觉得应该让太姥爷家族在香港帮助我，也没想过让自己千金一门离开故土，我在内地完全能让自己的道门发扬光大，成为不负前人的继承者，所以听了太姥爷和妈妈的谈话，对于他老人家关于我的安排，只是很感谢老人的关怀和厚爱，没有露出那种迫不及待的渴望。

太姥爷看到我的表情，并没懂得我的心，还以为我是那种沉稳和有大志向的孩子，为我的表现而满意，更加希望能提携这个曾经生活在最贫苦环境中的后代。他老人家对妈妈说：“小亭啊，你有个好儿子，让外公我很满意。你们要好好培养他啊！别怕花钱，一切都有外公。”

听到太姥爷的这句话，我表示了自己的想法：“太姥爷，我不会乱花钱的，您别娇惯我，我不是小孩了，也不是女孩子，我能照顾自己。”

“好，好，太姥爷知道小旭是个有本事的孩子，说了你是小神仙嘛。”然后，他老人家呵呵地笑起来。

知道了我不仅出身于红色家族，也是大资本家的后代，对于还是个少年的自己，也不是没有负面影响的。那时的我，没有什么坚定的政治思想，心智品质等也不完全成熟，所以那种身份、生活发生根本性变化后，也有产生了一些不健康的意识，并为自己的出身和家庭陶陶然。

具体的表现有：“虚荣心”。本来我不那么虚荣，仅仅是到上海后不穿以前的衣服，并没有与同学攀比。这个有点虚，姥姥从香港给我带回时尚的衣服和最好的电子产品，高中生所用的所喜好的东西我应有尽有，所以写出前面不“攀比”，是有些虚伪了，主要是我不懂姥姥给我的东西代表了什么，所以用起来心安理得。

自从我对时尚用品有所了解后，发现自己的东西比同学的好，就有种得意洋洋的感觉，从不在同学面前掩饰自己的“有”，后来我也是这样。显然这是一种虚荣，不过不是羡慕物质的那种追求，而是觉得“高人一等”。本来自己以前是个穷小子，怎么产生了这样不健康的思想，想来是阶级和社会不公导致的吧？

有时和同学出去，都是我花钱请客，从不觉得这样逞能的效果不好，在别人眼中是浪荡公子哥的形象。可我没有这样的意识，觉得我对那些经济紧张的同学有种天然的同情心，所以乐意给同学花钱，我不认为这样做不好，但真的好么？我说不清楚，该自我检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