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一起熬夜的兄弟们都散了。有的去了治安大队,有的去了派出所。即使是新来的警察,也不再是年轻小伙。队里的平均年龄从二十七八岁,到现在平均都是三十五六。
最忙的时候,有同事跟队长说,“我几天都没有回家了,今天儿子生日,能不能让我回家,其他人先顶一下。”
“就剩我们三个人,怎么顶?”队长也很无奈。
这些年过去,警队老头只剩我和胜哥两个。连队长都走了,调到后勤应该会轻松点吧。
可没有这帮老搭档,眼下的这起案子,有点无力啊。
一个个嫌疑对象被排除,警队的士气低落。前段时间的调查,已经排除了受害者男友的作案时间,现在她姐夫的线索也断了。名单第一页,还剩一个叫何沐的人,他是受害者隔壁的室友。
我们也不是没怀疑过此人,但经过调查,他最近一直在附近上网,警察打电话也接,压根没有要跑的意思。哪有那么傻的嫌疑人。
我和胜哥只能把希望放在名单上,我俩坚信,真凶的名字必定在这里面。然而我们不知道的是,自己已经数次和真相失之交臂。
法医不需要像侦查一样到处奔波,“现场”才是我的战场。
案发后第三天,我决定再回一次现场。就算体能差了,我的大脑和眼睛还是能派上用场。
我把缠绕在门上的警戒线解开,再次打开房门。尸体被搬走的现场只剩下血迹,各种物品因为检查被翻倒,整间小屋一片狼藉。
再次检查屋内物品时,一个放在抽屉里的笔记本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上面除了简单的备忘事项,更多的是一笔一笔的日常消费支出——受害女孩有记账的习惯。
账本并没有什么稀奇,但其中一个信息,瞬间击中了我。笔记本上的最后一次记录,日期定格在案发那天:一袋梨,16.8元。
我对现场极其熟悉,对这袋梨却毫无印象,我在垃圾桶里翻找了半天,里面空空荡荡,没有任何果皮果核和食物残渣。
那袋梨去哪了?
抛出这个疑问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全身的血都在往头顶上冲,身体因为兴奋微微地颤抖,那是肾上腺素在急速分泌。
更令我兴奋的还在后面。
女孩原来躺着的位置,只剩下一层厚厚的暗红色血凝块,没有了尸体,周围的血迹形态反倒更加清晰。
我打着手电筒,蹲下来,仔细辨别着地面的灰尘痕迹,本来被尸体挡住的床尾地面,似乎有点异样。
我低下头,尽量让身体贴近地板,望向床底——
手电筒的光探进了床底的黑暗,斜着照到的地板上,一大片人形的灰尘擦蹭痕迹赫然出现。
我招呼着民警合力搬开铁架床,床下的景象慢慢地完整呈现在我们眼前——是一个成年人的体型,有人曾经在床底躲藏过很长时间!
在女孩回来之前,凶手就藏在了床下,待时机合适再爬出来杀人。之所以等了那么久,是因为当晚出了特殊情况:女孩不是一个人回来的,刘森也跟着。
这间小小的屋子里曾经同时有过三个人。两个在床上,一个在床下。
我将现场发现的新线索告诉胜哥。
有了大胆的猜测之后,接下来就是加倍小心的求证:凶手是怎么进到女孩房间的?
我想起女房东的那串钥匙。打电话给她的时候,她刚刚睡下,被我的电话吵醒后,一副不耐烦的口气。
“房间都是原装钥匙,没有配过!”
在我的追问下,她回答得无比肯定,但是我更相信自己看到东西。
我翻出当时拍摄的女房东钥匙的照片——
那是一大串贴着小标签的钥匙,每个钥匙上都粘贴着房间的号码。203是女孩的房间,对应的钥匙上,横形的摩擦划痕还很新。
那是配钥匙才会留下的痕迹。
证据从来不会说谎,肯定有人配过钥匙!如果不是女房东,那么有条件偷配钥匙的人,只剩下居住在这栋楼里的住客。
现在距离发案的时间并不长。凶手遗留的证据和线索,比如作案时穿过的衣服、用过的凶器等等,说不定还在某个房间里。
我站在公寓楼里,突然察觉,这么多天过去,凶手可能就在我身边。
我和胜哥当即决定,对整栋楼进行地毯式搜查。
听说要搜查整栋楼,女房东显得很不耐烦,“我真是倒霉死了,出了这档子事还让不让做生意了!”
如果告诉她凶手可能还藏在楼里,她怕是更没有生意了。
我从另一个民警那里要来了警棍,揣在裤兜里,用右手紧紧握着它。
在勘查现场和案犯撞个正着这样的事,在我身上发生过不止一次。你永远不知道,哪扇门的背后是凶手。
以前,我曾经接了一起“双尸命案”,凶手杀人后没有离开现场,我勘查现场时,他一直在围观的人群里瞄着我,直到被我们抓获。
胜哥还在外面调查线索,我必须得小心点。
来到被害女孩的房间,我们决定,从两边的房间开始查起。我的注意力在右侧那间房子,按照女房东的说法,这几天,里面住着一个30多岁的单身男性。它的主人就出现在我们的名单上——女孩的邻居何沐。
房间里东西不多,凌乱的衣服随意丢在床上,垃圾桶里是吃剩下的外卖盒子,几只苍蝇围绕着这些开始腐败的食物盘旋,阳台上没有洗过的衣服。
这间屋子的主人应该有两三天没有回来过了。
但是,桌上的一个塑料袋让我心头一动。
我快步走过去——
那是一袋普通的梨,紧紧扎住的袋口旁被撕开一个口子,袋子上还残留着超市的售价标签,16.8元。
何沐,男,33岁,梧城人,有盗窃前科。
我们的关系人清查名单里,他就在第一页,只是前期重点都放在其他人身上,加上案发后的那两天,他并没有离开本地的迹象,所以暂时被忽略了。
勘察过何沐的房间,我可以断定,他在案发后的这几天,虽然没有离开本地,却也再没有回来过这栋公寓楼,甚至连行李都没有收拾就不见了踪影。
更可疑的是,他的房间,有一袋和女孩记账本上,价格一样的梨!
胜哥马上派人去摸了何沐的动向。调查显示,他这天早上才坐长途车离开了本地,距离现在不足3个小时!
我把装梨的袋子送回去处理指纹和DNA。只要在这个塑料袋上发现女孩或者女孩姐夫刘森的指纹,就可以证明这袋梨来自案发现场。何沐就是凶手。
胜哥没有再回现场,他和同事在路上接到消息,不愿意再等指纹的结果,车子直接掉头往梧城去。
“要是让他跑回老家,往山上一钻,我们更麻烦。”这种事情,在他的刑警生涯里并不罕见,上一个千里逃亡的家伙,胜哥花了26天追捕。
长途客车行驶并不快,中途还要上客,胜哥觉得自己能在客车驶入梧城前截下何沐。
指纹的检验在他出发后一个半小时有了比对结果,塑料袋上确实有女孩的指纹。胜哥当机立断的决定,为抓捕省下了宝贵的时间。
我把检验结果第一时间告诉了胜哥,接到确定的消息后,胜哥在电话轻快地说道:“我就知道是他。”
挂电话前,我只叮嘱了一句:“小心点,注意安全。”
胜哥挂掉手机,将那辆旧尼桑的油门踩到了最底,那辆平时开起来随时可能抛锚的破车,被他在高速公路上开出了180的车速。
这辆旧尼桑一路绝尘,开出了这两年最快的速度。胜哥回来后告诉我:“我感觉自己好像还是很年轻。”
当天下午,林州高速路休息站,胜哥追上了载有何沐的大客车。
这是客车抵达梧城前,最后一次中途停靠。差点就让他跑了。
下车之前,胜哥掏出腰上的“九二式”手枪,再次退出弹夹检查了一下子弹,上膛,打开了保险。
他和同事对了一个眼神,一起摸到大客车的车边。司机正放低了靠背打盹,后排的何沐正埋着头,手上捧着一碗泡面。
胜哥打了手势,和同事猛地一下冲上去,用枪指着他,猛地吼着“警察,别动”。
看到举着枪的胜哥,何沐“哇”地一声大叫,手一抖,整碗泡面扣在自己身上。整个人瘫在了座位里。
精神高度紧绷的逃亡和突然出现的胜哥,彻底击垮了何沐抵抗的意志。回程路上,他交代了所有的作案过程。
提取完何沐身上可能遗留的物证,我坐在审讯室的椅子上,花了七八分钟才看完胜哥刚刚完成的那份远比普通笔录更长的讯问笔录。
最后一页上,歪歪斜斜地写着:“上述笔录我看过,和我所说的一致。”后面是何沐的签名和按压的指纹。
看到这行笔迹和那个按的很实的指纹印,我终于呼出了一口气。
我抬起头,有些疑惑地看着铁椅上拷着的男人,“你杀她,就因为她不理你?”
“她又不是什么好人,整天带不同的男人回去,居然还不理我。那两个男人可以,凭啥我不可以?”坐在我对面的何沐脱口而出,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
他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只是遗憾为了这个女人最终赔上了自己有点不划算。
女孩搬进来的第二天,何沐已经住了五天。他只住得起这种不用押金的短租房,正忙着四处找工作、找门路弄点钱。
在楼道上错身而过的时候,他就惦记上这个新邻居。年轻、漂亮、打扮入时,用着高档手机,“一看就有钱”。
他制造机会和女孩“偶遇”。每天经过的时候,他都会直勾勾地打量女孩,故作潇洒地和她打招呼。视线追着女孩的背影,直到她关上房门。
有几次,他甚至听到女孩开门的声音,自己也会故意开门出来,为的就是和女孩多打一次招呼,多看她几眼。
但随后的七八天里,他目睹了女孩和一个年轻男孩讨论着选哪件婚纱,也注意到了有一个中年男人对她车接车送。
他认定,脚踏两条船的女孩绝不是什么正经人,那两个男人能够勾搭上,自己或许也有机会。
但随着搭讪一直被忽略,他不仅没和女孩熟络起来,女孩见到他还会躲着走。
他连联系方式都要不到,期望破灭后,怨恨和愤怒正在悄然累积。
案发前两天下午,经过一楼时,何沐发现女房东不在前台,一大串钥匙就搁在桌上,他几乎是一下就想到了女孩。
“有了她房间的钥匙,不管要做点什么都方便,别人可以,我也可以。”那一个瞬间,他觉得是命运在向他招手。
他拿走了203的钥匙,配好又放了回去,神不知鬼不觉。过程顺利得让他自己都吃惊。
他不知道,那时候的女房东正被韦建军绑在房间里,徒劳地挣扎。
钥匙拿到了,女孩的生活规律也早已一清二楚,但是何沐还没想好要做什么。
这时,他听说了楼里发生抢劫案。
原来这么简单,一把刀,一条绳子,就能搞到钱,警察问过房东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也没有听说谁被抓住。
下定决心的何沐在杂货店买了手套、尼龙绳和透明胶,又在夜市买了一把折叠刀,和一支可乐。
案发当晚9点,他带着买来的工具进入了女孩的房间,在椅子上不安的等待了半小时之后,相中了唯一能藏人的床底,想给女孩个“惊喜”。
10点多,房门处传来钥匙转动开锁的声音,女孩回来了。
躲在床底下的何沐,盯住门口。门开了,但是进来的不是一个人,女孩的身后还跟了一个男人。
躲在床底下,何沐不知道进来的是谁,也不知道自己还要藏多久。
时间一分一秒,慢慢流逝。等男人离开,何沐已经在床底趴了一个多小时了,他觉得四肢僵硬,忍不住翻了一下身,女孩察觉到了动静。
“别吵,我只是求财。”何沐掏出了随身携带的折叠刀。
女孩吓坏了,她认出床底的人是邻居。何沐把手袋里的钱全部翻了出来,加上零钱也只有200多块,比他预计的还少。但这个时候,他想要的已经不仅仅是钱了。
“我准备走,但我怕你叫。”他谎称自己想走,用绳子绑住了女孩的双手和双脚,又用透明胶封住了女孩的嘴巴。
他试图侵犯女孩,可能是心里发慌的缘故,他发现自己根本没办法,不甘心的他想起了那支可乐瓶。
在女孩痛苦的呼叫声中,何沐掐住了她的脖子,看着女孩扭曲的面容,此刻的何沐只有一个念头:必须杀了她。
他把折叠刀刺入女孩的胸口,鲜血涌了出来。
何沐想走,又感到口干舌燥,他发现桌上有一袋没有动过的梨,扯开袋子拿起一个,啃了几口。
随后,他把剩下的梨和作案工具都拎回了自己的房间。
在距家只有不到50公里的时候,他被摁到在椅子上,再也没有机会回去了。
当我问他什么时候准备对女孩下手的时候,他停顿了一下,似乎是在回忆,又像是在酝酿词语。
“第三次吧,那几天我三次跟她打招呼,她没理我,事不过三。”
而女房东被抢劫那天,放在桌上的钥匙让他看到了自己得手的机会。
这个凶手和这些年抓过的那些凶手没什么两样,既不疯狂,也不显得格外凶恶,但是他让我想到早些年见到的那些家伙。
缺少常识,没有一技之长,这个社会还没教会他们,吃饭的正确“姿势”。
于是他们选择了最粗暴的几种方式——偷,抢,骗,甚至杀人。他们只是无知地认为,既然别人可以,那么我也可以。
至于被警察抓到,这根本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这些年,他们被陆续送进监狱,犯下严重罪行的还在继续服刑,没那么重罪的出来之后也发现以前的粗暴手段,越来越不适合现在的城市了。
到处都是监控,普通人身上再也没有多少现金可以抢劫,很多人按下了心中的恶魔。
但是何沐显然是不知悔改的一类,有盗窃前科的他,只要被犯案机会触发,恶意就会释放:“他们可以,我也可以。”
当我问道何沐为什么一定要杀死女孩的时候,他抬起之前一直耷拉着的脑袋,瞄了我一眼,“她认出我了,不杀她没法跑,抓到了至少也得蹲十年。”
在他们看来,蹲个十年大牢和亡命天涯之间是不需权衡的。
抢劫杀人的罪行,从他嘴里说出来却格外平淡,没有歇斯底里的咒骂,甚至没有一丝情绪上的起伏。
我想替女孩谴责他,咒骂他,但我知道,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何沐不会悔改。
我走过去,再次检查了一下何沐的镣铐,将已经拷牢的手铐和脚镣又压紧了两格。我想,这样或许能让他体会到一点被捆绑和束缚的痛苦。
只要有我们在,他们不可以,何沐也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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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案子是我和法医廖小刀第一次见面时,听他聊起的。
他说,刚接下这起案件,想起那段黑暗岁月有些担心:“肚腩都松弛了,人一老,那些犯人可能真的追不上。”
然而侦查到后期,也是曾经的经历给了他和胜哥勇气:“过去再难都挺过来了。我们不能让昨日再现。”
廖小刀总说自己老了,可他性格却并不沉闷,甚至有些热血。
也就一顿饭,他说了7起案件。我很难想象,这个成天和尸体作伴的法医,会说出热血少年的台词,他甚至向我保证,下次去广东肯定更安全。
这或许也是过去给他留下的烙印——糟糕的环境下,哪怕是侦查二线的法医,都得够勇敢。
或许这是过往给他留下的烙印——糟糕的环境下,哪怕是侦查二线的法医,都得够勇敢。
人不会被苦难毁掉,人只会被苦难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