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洪遵来说，他最为拿手的学问其实不是经史，也不是治民理政，而是对于经济方面的研究。绍兴十九年时曾著《泉志》一书，收录五代以前中外历代各种钱币三百余种，并将这些钱币分为九类。

这部书自然不是他的兴趣之作，而是他见南渡以来世面上混乱的钱制，及越来越严重的钱荒现象，才试图从历史中寻找稳定币值的铸钱之法。只是他写这部书时，也主要是衡量了铜钱本身的价值，而没有把铜钱的价值同生产力的发展联系起来，因此只能作为一本讲述钱币的历史资料而不是金融著作来看。

不过对于沈敏来说，一位熟悉大宋及历代钱制的老师，简直就是这个时代的百度搜索，让他很快就把兴趣转移到了大宋的铸钱历史上。

对于他这样的商人来说，大宋的钱制和严格控制铜钱外流的政策，已经极大的影响到保安社在海外的贸易往来了。毕竟他想要发展的海外贸易是大宗物资的往来，而不是仅仅为权贵富豪服务的海外香料及珍奇贸易。

这种大宗物资往来的贸易对于价格其实是相当敏感的，海外铜钱的价值波动过大，有时候就会让他们从盈利变为亏本。对于保安社和海外各国来说，大宋的铜钱就相当于这个时代的美元，而各国的贝币、金、银等本地币在强势的大宋铜钱面前，完全成为了辅助货币。

因此大宋朝廷的货币政策不仅仅影响着国内的市场环境，同样还影响着海外各国的市场。大宋放宽铜钱外流的政策，那么海外市场就显得活跃，物价也就较为平稳。但若是大宋收紧铜钱外流的政策，那么海外市场就会物价高涨，百业萧条。

如果说在靖康之变之前，海外各国还能够获得足够的大宋铜钱用以稳定自家的物价的话，那么在靖康之变后，各国因为大宋收紧的货币政策，已经不得不寻找其他能够替代大宋铜钱的货币用以市场交易了。

这大约也是大宋南渡之后，市舶司进口税收能够快速增长的原因。因为除了大宋之外，其他各国已经无法消化掉这些高价值的货物了。

在沈敏看来，当大宋遇到了靖康之难这样的国内巨变，收紧货币政策让海外财富加速回流，这算不上是政策的失误。也正因为如此，南渡之后的朝廷才能支撑起对抗金军的军费支出。

但是在绍兴议和维持了十七年和平后，大宋自然应该改变货币政策，准许铜钱外流，从海外收割资源以平抑国内的物价才是。只有在这样一张一驰的货币政策变革中，大宋才能按照周期收割周边各国的资源和财富，从而保证以区区江南之地的国力能够对抗占据了北方和西方的金国和西夏。

然而，朝中的官员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大宋的经济同海外各国的经济之间存在着什么联系，他们只关注到国内市场上物贵而钱重，而海外贸易带来的关税能够带来大量的财富，因此一边极力发展海上贸易，一边却严禁铜钱外流。这就迫使海商们把贸易种类集中于高价值高利润的商品，极大的束缚了对外贸易对于工农业的促进作用。

“没铜。”对于沈敏的疑惑，洪遵干脆的回答道：“靖康之变前，大宋年产铜不会少于200万斤，故每年铸钱在100-200万贯，神宗朝更是达到过一年铸钱557万贯。

但是南渡之后，失去了北方的铜矿，江西等地的铜场也因兵灾毁坏了不少，现在一年铜产量锐减到20-40万斤，年铸铜钱15-20余万贯，不及过去一年的五分之一，本朝如何还敢任由铜钱外流。

而且现在铜价昂贵，铸一贯小平钱需要本钱2贯4百文。而且一贯小平钱重4斤十三两，含铜六成半，最起码也要花去2斤以上的铜。可现在市场上的铜价就要5、600文一斤，铸成铜器是150文一两。

也就是说，铜场把铜卖给泉监还不到200文一斤，但是偷偷运去市场卖给商人可得一倍以上的利，若是找到工匠制成铜器出售，那就是五、六倍以上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