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贵堂解开一个尼龙袋，从里面取出十万块钱，揣进衣兜里。

从菜窖里爬出来，董贵堂把衣兜里的十万块钱掏出来，一边用手轻轻拍打着十沓红票子，一边迈步走进正屋。

老母亲已经八十岁了，按照一年一万块钱的生活标准，十万块钱足够老母亲不愁吃喝，平平安安的生活十年。

生为人子，董贵堂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了。他把手里的十万块放进老母亲平时最喜欢穿着的那件灰布褂里，随手关上衣柜门，走到床边合衣躺下来，思索着今后的行程。

往东逃是没有出路的，因为东边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往北也不行，董贵堂怕冷，一到冬天他就受不了。

还是往西南方向逃吧，如果能顺利逃到大西南，随便找一个少数民族居住区，五百多万的巨款足够他今后生活的了。

打定主意，董贵堂翻身坐起。

对了，地图，必须得带上一本地图。

一念及此，董贵堂离开正屋拐进左首的东屋。

站在书柜前翻找了半天，董贵堂终于找到一本出版于十年前的公路地图册。

董贵堂满意的点了点头，拿着地图册返回正屋。

天渐渐暗了下来，正在翻看地图册的董贵堂听到一声呼喊：“小堂，出来吃饭。”

董贵堂答应一声，把地图册揣进衣兜，推开门来到院子里。

两个荷包蛋，一碗酸菜面，还有一碟老虎菜。

这会不会是自己和老母亲一起吃的最后的晚餐了？董贵堂心里打着问号，在小炕桌边坐下来。

很香，这是自己从小就特别喜欢的味道。只可惜，从明天开始就再也吃不到了。

董贵堂吃得很慢，就像是大姑娘绣花一般慢。他在记忆碗里的味道，他要把这个味道永远刻在自己的脑海中。

一碗面吃了差不多半个小时，董贵堂打着饱嗝开心的笑了。

今晚一别将成为永别，董贵堂强迫自己要在老母亲面前始终保持微笑。他不想老母亲看出他心里藏着事。

毫无疑问，董贵堂是个孝子。他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村子里的左邻右舍更是这么认为的。

可董贵堂来到这个人世已经整整五十八个春秋了，他还是没能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孝。

董贵堂理解的孝是赡养父母，听话顺从。其实，这也是大多数人理解的孝。

可真正的孝不是这样的，真正的孝是不论父母说什么，做什么，身为子女在父母面前要始终保持和悦之色。

因此，孔子才说“色难”。

董贵堂今后连自己老母亲的面都见不到了，如何奢谈在老母亲面前始终保持和悦之色。

所以，董贵堂又是个不孝子。他的不孝在于，他触犯了刑律，不得不跑路了，今后再也无法侍奉老母亲，在老母亲面前尽孝了。

吃罢晚饭，董贵堂把碗筷收拾收拾，进入厨房刷碗。把厨房收拾的整齐利落，董贵堂来到正屋陪老母亲看电视。

早睡早起是大多数老年人的生活习惯，董贵堂的老母亲也不例外。

当大型古装历史剧《康熙王朝》片尾曲响起的时候，董贵堂的老母亲早已哈欠连连。

董贵堂起身关掉电视，去厨房打来一盆热水，蹲在老母亲脚下亲自给老母亲洗脚。

自离开董家峪参加工作后，董贵堂每一次回到祖屋，给老母亲洗脚已成为他的必修功课。

今天的董贵堂与以往不同，蹲在老母亲脚下洗的格外认真。因为他知道，过了今晚，他再也无法亲自给老母亲洗脚了。

在给老母亲洗脚的过程中，董贵堂的心里一度闪现过一个念头，他应该尽快返回古州，主动向总部纪检委坦白交代自己的问题。

可一想到自己的余生极有可能会在铁窗内度过，董贵堂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在尽孝、良心和自由三者之间，董贵堂既没有选择尽孝，也没有选择良心，而是选择了自由。他这么选择的理论支点，来源于匈牙利诗人裴多菲。

裴多菲在他的《自由与爱情》诗中这样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很显然，董贵堂理解的自由和裴多菲倡导的自由不是一个概念。

董贵堂理解的自由是身体的自由，而裴多菲倡导的自由是思想的自由，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给老母亲洗完脚，董贵堂等老母亲睡下后，关了灯悄悄退出正屋。

坐在寂静的院子里等了大约一个多小时，董贵堂再次钻进菜窖，把藏匿在里面的五百二十万巨款从小菜窖里扛出来。

扛着两大袋钞票走出院子，打开捷达轿车的后备箱，董贵堂把两大袋钞票整齐的码放在后备箱内。

直起腰正准备关上后备箱盖，董贵堂突然又弯下腰，解开一个尼龙袋，从里面取出五十沓红钞票，装进他提早准备好的人造革公文包。

多给老母亲留点钱吧，虽然这些钱有些脏，可也是能花的啊。只要自己不说，谁能知道这些钱来路不正。

想到这里，董贵堂拎着人造革公文包第三次钻进菜窖，把人造革公文包埋在土豆下面，心满意足的爬出菜窖。

打开车门钻进驾驶室，董贵堂长长吁出一口气。

妈，我走了，您老多保重身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