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上气氛越来越紧张,市内的工厂接连发生武斗,停工停课已经很普遍了。相比之下,偏居一隅的医院大院里,情况还算是好的,除了一些被□□、被送农场改造的,医生和护士们白天还是要上班的,病人总还是要治的,只是大部分人不可能安心工作了。大院里的人员也开始混杂了,外来人员开始多了起来。还经常有人背枪,押着挂着大牌子的“牛、鬼、蛇、神”满大院游斗,游斗中打人是经常的。很多昨天还是和蔼可亲的叔叔、伯伯、阿姨,今天就成了要打倒的坏人。汤潮家邻居的一位很和善的独居老人,也被挂牌子游了街,还挨了皮带抽打,好像只是因为出身不好,造反派在他家里翻出泡有很贵重人参的酒,是资本家、地主剥削阶级分子。院里院外打、砸、抢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连隐藏在莲花山里的庙宇道观都被砸被抢了。早上起来吃饭前,大院里的大人小孩都要下楼,跳忠字舞,不参加就似乎是政治上立场有问题。许多知识分子出身的家长言行都变得小心翼翼,经常暗地里嘱咐自己的子女出门不要乱说、乱写、乱画,以免惹上政治是非。有的小孩儿就因为把“万岁”写在了马路上而被打,家长也被牵连。
□□的风暴刚开始在医院刮起的时候,汤潮和林岚只有三、四岁。在接下来的两三年里,这场风暴愈演愈烈,逐渐达到了高潮,最终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他们懵懂地看着热闹、纷乱一切,以及极度狂热和极度沮丧的人们。兴奋、好奇、迷茫、恐惧,复杂的情感冲击着他们幼小的心灵。经常出现的凶狠的打人场面、挨打人痛苦的惨叫声会让他们晚上时不时地做噩梦。随着运动的深入,汤潮的父母作为医疗业务骨干,虽然还不够住“牛棚”的“资格”,可也成了接受批判教育的对象。工作的科室里一些人也把以前对汤潮父母年纪轻轻就成为医院的技术骨干的嫉妒、不满借机发泄出来。父母逐渐开始不能正常做医生工作了,白天晚上在医院参加学习、接受教育、接受“革命群众”当面或写大字报的批判,还经常被撵去医院农场参加劳动、进行思想改造。父亲还好一些,可母亲还拖着虚弱的身体。父母深夜回家成了家常便饭了,甚至有时会整宿不归。小小年纪的汤潮,伸手够门锁的高度还有些吃力,就被迫开始脖子上挂着钥匙,经常需要自己上下幼儿园。白天在幼儿园还好一些,而黑暗会让孩子产生莫名的害怕,小汤潮经常一个人,龟缩在床上的一角,在害怕和无助中度过整晚上的时光。等父母赶回来时,经常看到汤潮缩靠在床角已经睡着了,眼角常常还挂着泪珠。张桂兰知道了这种情况后,非常心疼。再遇到汤潮父母不能回家的情况,就把汤潮留到自己家里。可晚上医院有什么政治活动,也只能让三个孩子呆在一起,相互做个伴。林岚家也只有一个房间,一张双人床,靠墙的方向用木板加宽,占了房间的一半空间。三个孩子在床上,怕睡着了会掉地上,张桂兰用两把椅子挡在床边。等林岚爸爸、妈妈夜里回来,林岚爸爸就只能在地板上打地铺了。这段经历,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有些模糊,但仍然是汤潮心里挥之不去的阴影,一直影响了他对政治和政治运动的看法,也养成了对政治问题的谨小慎微和回避。
相比父母在单位里的灰溜溜处境,有一段时间,汤潮在幼儿园却又成了红人。起因是幼儿园的阿姨在运动中也很积极参与和表现自己,要经常领着大中班的孩子一起学习和背诵语录、诗词、最新指示。这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大人都似懂非懂的东西能让孩子们都注意听讲就不错了。汤潮是个例外:只要阿姨领着念两三遍,汤潮就基本上记住了,虽然并不明白内容的含义,比如背诵到“大渡桥横铁索寒”时,有时候会不自觉地拍着自己的小肚皮,让本来十分严肃的阿姨笑弯了腰。接下来阿姨让汤潮领着小朋友们背就行了,个别时候需要阿姨在旁边提示一两句。这使得幼儿园的阿姨很有成就感而四处招摇,这也是很大的政治上的成绩。汤潮因为聪明又一次在整个医院都出了名!
然而汤潮这次小政治明星的身份却没能维持很久。
珍宝岛事件后,中苏边境,苏联陈兵百万,两国关系空前紧张。中国开始了全民反苏防修、备战备荒运动,尤其是北方各地防空洞挖得热火朝天。“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大人小孩齐上阵。“九大”之后,副统帅声望离如日中天只有一步之遥。副统帅一声令下,全国战备齐动。离北疆不远不近,汤潮家所在的省,医疗卫生系统奉命立即行动起来,开始组建几支战备医疗队,下放到省内及内蒙等地的偏远农村,以备战时疏散、救助伤员所用。作为省里的工业大市,医疗资源相对雄厚,莲山市里各医院抽调了医生、护士、政工及后勤人员,组成近100人的队伍,经过组建和在市里统一的政治学习后,带着各自家属作为省内若干支医疗队的其中一支,在六十年代最后一个严冬季节被下放到了相邻的农业大市塔城市的一处偏远山村去了。在各医院选人的时候,像汤潮父母这样正在挨整的医生就很自然地首当其冲,成了“合适”的人选。在那个年代里,已经有多种原因被下放的人员,“战备医疗队”算是除了“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之外又一种相对体面被下放的。医疗队出发前,各医院都举行了很热闹的欢送仪式,敲锣打鼓、红旗招展。可现场除了比较活跃的革委会成员外,大多人的脸色阴沉,现场的气氛很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