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湖是长江出海口最后的大型天然湖泊，现如今正值五月，三月桃花汛明显也比往年少，现如今水位下降，唯一的解释只有长江上游供水减少，造成下游蓄水减少。

上游水量减少的原因很复杂，除了冰山、冻土融水，每年的自然降水在上游的储蓄和转化，直接决定了来年开春后融水的总量。

下游水量的减少，又间接影响当地上空水汽的形成，一旦形成恶性循环，势必造成干旱的长期化。

江南作为鱼米之乡，发生旱灾的频率极低极低，即便是全国性天灾人祸，江南依然是历代王朝的粮仓，就因为江南水系丰沛。

如果江南发生连续性旱灾，也意味着其他地方降水的增多。因此江南发生旱灾，必然是其他省份连续旱灾后，雨水大量补充，而造成江南地区上空水汽减少所引发。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如果其他省份的降水相对充足，岐帝国很可能再续一波命。

与沈严良说明了详细，沈云卿马不停蹄赶去县衙，查询最近几年的邸报。

邸报是由朝廷发往各地州郡的公文，藉此通报重要事件，各州各县均有摘录，记载成册，可供后人查询。

来到县衙之际，沈云卿以询问吴掌柜被杀案为由，在后堂见到了县令王曦照。

“草民不请自来，叨扰大人办案，还望大人海涵。”

沈云卿深施一礼道，王曦照遂即放下笔杆，收敛了仪态说：

“沈秀才请坐。”

“多谢大人。”

待沈云卿落座，王曦照端起案上茶盏吞了一口，少时他说：

“沈秀才此来是为吴掌柜被害一案吧。”

“正是。距离吴掌柜被害，过去已有月余，不知县令大人可有查得真凶。”

“不瞒沈公子，真凶已经查实，但事关军机，需请示朝廷，调动州兵，故而非是本县不秉公办理，是刺史大人有令，故而难办。”

“哦……这么说，是要动兵征剿无荡山匪。”

“恕本县无可奉告。”

王曦照虽然守口如瓶，但话里话外已经说的很清楚，州府将发兵征剿。

自被截以来，过去一月有余，在人证俱在的情况下，这种案子哪里需要侦查一个月，半个月都绰绰有余。但如果要大举出动州兵，就得上报朝廷

岐国官制虽与隋唐相仿，但制度体系相去甚远，且不同于唐朝刺史、节度使都是封疆大吏，岐帝国能延续四百二十余年至今，没有发生“安史之乱”，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央集权和军、政、财分离。

唐朝地方割据的很大隐患是节度使、刺史，独揽地方州县的军权、政权，以及财政权。

安史之乱后，李唐得以迅速名义上恢复统一，源于唐朝财政下放地方，地方财政极为宽松，货币和物资储备充足，这一点岐帝国与唐朝相仿。

因此安史之乱，长安、洛阳失陷，李唐的中兴正源于各州财力雄厚。

但为换取地方的财力、物力的支持，李唐又不得不默许地方上的做大，为日后的藩镇割据留下了隐患。

而北宋为避免唐朝地方割据局面，实行财政集中，各地税负集中运往汴京，好处是遏制了地方藩镇割据，缺点也很明显，滋生了帝都官场的腐败。

同时汴京的失守，直接导致了老本被抄，数以亿万计的钱款一夜落入金人手中，结果迅速导致了北宋的经济灭亡和政治灭亡。

岐帝国财政名义上实行宽松政策，但刺史没有财权，只有治权，财权在长史、司户手中，兵权独立在州郡司马名下，而州郡司马由皇帝直接任命，刺史、长史、司户由吏部、户部与皇帝协商任命。

节度使在唐朝相当于军区司令、省高官，在岐帝国却是高官，没有军权，而且节度使不常置，全权由另行任命行军道大总管负责。

由此从制度上基本杜绝了刺史、节度使一言九鼎，地方做大的局面。

同时，为提高造反的门槛，允许各地滋生富商权贵阶层，通过特许授权经营等特权经济，笼络一部分资本，压制一部分资本。

并将朝廷的贸易中心、冶铁，和主要手工业集，中在黄河流域和京畿地区，使江南重镇丧失经济主导权。

种种举措严重削弱了地方割据，并从根本上有效控制全国的财政和军权。

刺史也好，节度使也罢，调兵的权限取决于军事威胁等级，威胁等级越高，调兵自主权越大，威胁等级越低，自主权越低。

盘踞无荡山的土匪钱万，聚众数百人，已非县兵所能应付，州府出兵剿灭势在必行，大举出兵需经朝廷批复。当然，如果土匪乱民打上门来，无需请示即可大举出兵。

王曦照托词军机，实则已经委婉承认了出兵剿匪的事实，但具体的军事部署，和前期的准备工作，显然是不便透露的。

就案情聊了片刻，沈云卿话锋一转说明来意：

“敢问王大人，县衙可有最近五年摘录的朝廷邸报。”

“有，沈公子为何突然问起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