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对了,”她突然又问我,煞有介事的,“你就是大学生吧?今年毕业的。”
“是,是啊!”我连声应道,并想即刻跑去车子上拿出毕业证给她看。
她瞅了瞅我,没说什么,只有点戏谑似地笑了笑。我还以为她是开玩笑来着。但她接着就问我,“毕业证什么的都有吧?”
“有,有,有的。”我又连声应着道,并激动地站起身来,准备去车子上拿给她。
“哦!不了,不了,”她伸出那只戴银手镯的手说,“我只是随便问问来着,那不重要的,不重要,快递其实很简单,小学毕业的都能干。”
说罢她又笑了笑,这时我竟有些不好意思了,一时间心也扑腾扑腾地跳了起来。
“坐下吧,快坐下......”她挥手示意。
我坐下来。间隔五六秒,她接着又指着人行道上的那辆渝牌车子问我,“那个车,那是你的车吧?”
“是,是的。”我尽量平静地说。
“哦......”她略一沉吟,又说,“不错呀!你年纪轻轻就有自己的车子!不错,不错......”
我想她这是一句纯粹的很庸俗的奉承话,并没有什么话外之音,就没再说什么,我笑了笑,随即便随口问她,“那个,吴叔叔他大概什么时候走呢?”
“下个月吧,他说的。”
“有个问题,我方便问下么?”
“尽管说。”她又抖了抖那手镯,它又回到了手腕上。
“他为什么不做快递了?”
“这个嘛!”她没怎么犹豫就说,“他家里有事来着,具体不太清楚。”
“噢。”
“是这样的,”她又打起精神说道,“他说他老家稻子黄了,还是怎么回事,要回老家的,他前不久跟我讲过的,我没怎么听懂——农村人的那些事嘛,并不了解的。当然我想那也可能是,因为他大概上个学期跟我讲过,他说他老妈生病了,生了什么病不清楚,但生活基本不能自理......应该是瘫痪了吧,我想。他还说他老爸有腰疼病,干不了什么重活儿,农村人天生是要干农活的......总之,他说他家里离不开人,非得回老家去不可,就是这样的。”
事实上,她说这些话时显得神气十足,尤其在她上面的下巴上,表现的尤为显著。我想那大概是因为她在我面前成功而轻松地表达了她的观点的缘故吧——那些诸如瘫痪,腰疼,水稻熟了之类的字眼儿,一经从她口里吐出,便顺理成章地说明了吴国不做快递的因由,尽管她对此轻描淡写,但其分量在一般人看来都够味儿。老实说,我当时就信了,并庆幸自己的家事没吴国那么糟。
白不拔话音一落,宣不拔突然走了进来。他手里拿着几张打印纸(我想那一定是合同),同时,必要的印泥和公章也带来了。他进门时嘴里叼着一根烟,还一边忙着在打电话,他看我朝他微笑着,便仰起下巴招呼了我。
白不拔伸手接过那纸合同,顺手摆到我面前,说,“这是合同,你先看,哪里不懂问我......”随即,起身走开了。
接下来毋庸说我是在埋头看合同,那合同密密麻麻的,足有五六页,几乎可以说我是两眼梅黑,看半天也找不到所谓的重点,当然也就没什么疑问要问的了,因为我对快递行业一窍不通。但对所谓的转让问题倒不陌生,即是说,我一旦不做快递了,一出手还能转个好价钱,就好比商铺,不一定在里面做生意才赚钱,反倒是简单地转让商铺赚到了钱,这例子并不鲜见。
于是我好奇问白不拔,“你好,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我当然很客气地说来着。
“你说吧。”她转过身奇怪地瞥了我一眼。
“那个转让的问题,”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是说快递能不能转让,比如说,我的意思是我把快递做得很好的话,当然我并不是不做快递了,只是,万一我家里有事,或自身的一些原因不能做了,我是说——其实——”
事实上,我的那些话一经脱口而出就后悔了,我笨拙地绕来绕去,始终觉得很不大雅,像是在无理取闹,话未说完便停了下来。这时宣不拔挂了电话,他径直走到我跟前,表情严肃而又很客气地说,“那不行的,快递不能随便转让,合同里面也没转让那个说法,你不做的话,我重新找人就是。”他言简意赅,竟叫我一时无可辩驳。
“你既然有把握把快递做好,那干嘛还要转让呢?是不是?”白不拔笑着插了一句。
于是我便没再说什么,当然也没跟他们解释什么,只好假装看合同。
过了会儿,白不拔煞有介事地走到我跟前,坐下来,这时我猜她要跟我签合同了,于是我心想:好坏就这样了,也只能这样,他们不可能给我太多时间去考虑的。
“合同你看完了吗?”白不拔很客气地说道,同时一边把印泥的盖子打开来。
“那就这样吧!”我索性说道。
但在签字前,我还是犹豫了。有几项费用实在太高,不得不犹豫,那所谓的加盟费四万五,押金三万,还有门面费六万五(一次性交齐),这些陌生而庞大的数字加起来就有十多万了。而我一次性拿出这些钱,几乎就已经掏空了老本。
白不拔根据我的提问,又很轻描淡写地解释了。她说加盟费就是加盟费,很简单,是收取后概不退还的;押金则是要退的,在我不做快递后会如数退还;至于房租,因学校什么政策——具体不清楚,所以必须一次交齐。
......于是我想我那时的快递生涯,便是这样潦潦草草开始的。我相信那时被宣白不拔宰高了——加盟费,押金,或是房租。这其中必有一项是出于其利欲之心,就是说在一个新的接盘侠身上,他们‘名正言顺’地行施了手里的一点小权。当然,较于被宰,我更相信他们眼里只有金钱,正如他们从未想过如何把快递搞好——从跟我见面之初,到分文不少收取一笔‘入场费’,始终决口未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