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说一个轻松一点的例子吧。”

梁处长接着说：“在北京，有段时间大家都在议论一件事，这件事是这样的。北大所属的一些企业在香港上市，股价在二十块钱的时候，有人向学校建议，可以转让一部分股票，这样就可以兑现几个亿的资金，用于学校的发展。”

梁处长的这个例子，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力。

“但是，这个建议没人敢采纳，因为股票价格瞬息万变，如果这个时候卖了，万一过一段时间一下子又涨了好多，那肯定会有人骂这个建议把股票卖出去的人，说你卖便宜了，让国有资产流失了。”

“奇怪得很。大家怎么都不去想股票还有下跌的时候呢，都不去想如果股票下跌了，客观上不是同样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吗，但这个时候，是不需要任何人来担责任的。”

“是啊，肯定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人开始议论。

“国有资产增值难，根深蒂固的原因，就是缺少责任与权利的相互匹配。没有权利，也没有责任，这样一来，客观上就会导致人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梁处长的话说到这里，参加会议的人都陷入沉思。

又有职工代表发表看法。

“现在，有好多私营企业总是想挂靠在政府部门或者国有企业身上，就想戴一顶红帽子，目的是为了能够得到保护，一旦有了问题，能进能退，最后受损失的，还是国家。我们认为勤凯公司就类似这样的情况。”

“大家的这个顾虑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有一点需要澄清，现在，一直带着这种红帽子的勤凯公司，就是想通过股份制改造，把这顶红帽子摘掉。”林院长明确表示道。

马涛也向大家作进一步解释。

“为什么要摘掉，因为勤凯母公司就是想成为一家是以曙光院研究院为主发起人，集产研于一体的科技公司，而经过改制后的勤凯子公司，除国有资产股份外，将完全脱离曙光院，然后，母公司和子公司将共享管理信息、系统资源，从而实现一种联结经济。”

“这种联结经济的最大优势在于，联结的各方能够对不断变化的市场做出迅速的反应。以地域关联、资金链接为纽带，使勤凯子公司和母公司真正整合为一个市场化、现代化的战略联盟，最终，将使曙光院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发展壮大。”

党委副书记马玉良是曙光院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他说：

“构建子公司组织架构，不仅可以为科研成果产业化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而且，通过实现产权多元化，未来，勤凯公司还可以引进战略投资者。”

“同时，因为我们是子母公司，我们可以享受到西城市政府的科技创新专项基金等一系列政策。在这样真金白银的保护和支持之下，我们就是要鼓励科技人员走出象牙塔，带着成果去领衔创办科技型企业，并与企业共担风险，这样，更有利于激发每个人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会议的走向，已经开始呈现一种目标趋同的氛围。

“还回到我刚才提到的公司。”

梁处长说：“公司的特殊之处在于，和不少国企浅尝辄止的改革不同，它从改革第一天起就非常坚决，没有因为任何阻力和困难退缩，公司几任主要领导者都一以贯之地坚持了下来。”

梁处长还不无感慨地说道：“所有的企业家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创业时要冒很大风险，这种风险既来自体制上的风险，也来自市场上的风险。”

“正是因为有这些不可避免的风险，很多曾经成功的企业，已经陆陆续续销声匿迹，很多曾经成功的企业家，最后默默无闻被人遗忘，有的甚至连基本的生活都成问题。”

此时的马涛感受到了组织上的关怀与支持，他觉得自己并非一个人在孤军奋战。

林院长恳切地对大家说：“我们想做成一件事情，但又没有很好的想法，也没有相应的能力，而有人愿意去做这件事，愿意去帮助我们实现某种梦想，而且这种梦想并非空中楼阁，那我们就应该力所能及地支持让人家去做……”

副市长牛铭一在西城高新区调研时，了解到勤凯公司的这次改制情况后，感慨道：“西城市科技实力雄厚，但一直以来高新技术产业化能力不强，众多科研机构的成果不是藏在深闺人未识，就是墙内开花墙外香。”

“现在，以部属科研单位曙光院为依托的勤凯公司在进驻高新区的同时，进行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这将大大促进西城市科技型企业不长个和科技成果总是孵不成鸡的局面的改变。”

为了配合勤凯公司的改制，牛铭一要求西城高新区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争取为勤凯公司提供最大的政策红利。

马涛的改制方案，终于得到了上上下下的理解和支持，他开始踏上成为一个真正企业家的梦想之路。